红薯花开

叶青

一朵紫铃般的番薯花，从吕宋岛漂洋过海，在华夏大地上绽放，倏忽已过四百年。它是济世薪火，也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温柔的印记。

光阴回溯至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在吕宋岛经商。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秀才，本可以潜心仕路、一展抱负，却毅然弃儒从商——大抵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风潮，激荡了他。

正是在这一年，淮河流域遭受了八百年未遇的洪灾，一时饿殍遍野。彼时，吕宋岛上漫山遍野皆是红薯，朱红块茎饱满结实，清甜多汁；此物生性强健，纵使土瘠地薄，亦能蔓藤铺展。这一幕，让陈振龙胸中的家国情怀翻涌，拯救家乡饥民的念头无法抑制。于是，他历经艰险引种归乡。

这一历史壮举，悄然转动了拯救万千饥民、改变中原农耕格局的使命齿轮，红薯藤蔓延中华大地。清雍正年间，闽地移民渡海迁徙，把番薯的种植方法带到了玉环，这根藤蔓就此扎根在玉环的土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家分得半亩山地作为自留地。那高低错落的坡地，离我出生的古厝不过几百步之遥。幼时，外婆用蓝靛蜡染的背巾，将我缚于身后。三丈布帛在胸前交叠相系，在腰间盘绕打结，是我晃荡的蓝色摇篮。我在山岚与涛声的合鸣中，在外婆温暖的脊背上，瞌睡、醒来，逐渐认识这个世界。

待我长大，不再需要终日伏于外婆背上时，她便牵起我的小手，穿行在番薯地。待我能辨认出哪几垄是自家的地，外婆便在七八月份番薯藤叶最嫩的时段手把手教我用指甲掐断薯藤的嫩尖，取最为鲜嫩的顶端三节。

薯花像小铃铛依稀点缀在藤蔓间，含着晨露，微微颤动，宛若刚刚苏醒的蝴蝶，在振动翅膀。外婆采撷两朵，别在我的辫梢上，她说这花日日新，插在发间特别鲜亮。

在山地间，我最爱将粗壮的番薯茎条捻去叶片，往复错落弯折，折成两串碧玉般的耳坠挂在耳郭上，走起路来簌簌摆动。邻居见了爱摸摸我的头，说好看。有时，我会在薯垄间奔跑，让这两串绿色耳坠在风中轻颤，感觉自己就是戏文里的公主。

采回的花和嫩叶要在沸水中焯过，再用井水漂洗几遍，除去青涩味。清炒或凉拌都很爽口，若在咸粥里撒上几朵番薯花，米香中便有花香漫溢，朴素又清雅。

收获时节，全家出动。先用锄头顺着藤垄周遭松掘土层，看准角度一锄下去，红皮薯块便破土而出。一根藤蔓下往往能挖出五六块大小错落的红薯，像是挖到大地悄悄藏起的珍宝。后来，我们举家迁至平原。本想那片自留地便会荒废在山中，但好心的邻居年年替我们种上红薯，冬至前夕定会挑着满担红薯登门相送。

新家门前有口老井，井台是用青石垒砌成的，被岁月磨得光滑如玉。井水清冽，旱季不竭，寒冬不冷。最热闹的当数洗薯粉的日子，井边摆满木桶、陶缸，一直排到石子路上。男人们在前一夜就将番薯洗净，天蒙蒙亮就开始用打浆机将薯块碾成浆。机器吱呀作响，薯泥从出口汩汩涌出，散发着清甜的香气。

妇人们便用各式水瓢舀起薯泥，铝瓢、葫芦瓢、木瓢，在晴光下闪着不同的光泽。她们将薯泥装入粗布兜，架起木条板，开始揉搓挤压。哼哧的发力声、水桶的碰撞声、流水的哗哗声，交织成丰收交响曲。薯泥在清水的反复淘滤下渐渐分离，白色的薯汁注入水缸，而薯渣则留在布兜里，晒干后作为猪的饲料。

夜色吞没最后一道霞光，劳作的人纷纷散去，水缸在静默中凝结薯粉。三日后，缸底便有厚厚一层莹白的固态薯粉卧着。这时，需要小心舀掉上层的水，最后倒干水，再用刀割出薯粉块，用铁饭铲轻轻铲起。

这般番薯收成的盛景，总要持续月余。番薯季节，外婆也在灶火旁搭建出一个简易的储存空间：底层铺上棕褐色的松针，中间整齐码放红薯，上层覆盖从集市买来的火草。她说这样既防潮又透气，能让红薯安然过冬。有时深夜醒来，还可看见外婆就着灶火的微光，轻轻翻动那些红薯，生怕有一个腐烂或冻坏。

沙壤土质孕育的红心番薯表皮光滑，须根细密，味道虽甜，但出粉量较少，洗出来的番薯粉一捏即碎；白心番薯吃起来虽淡，却是出粉的高手，淀粉含量高，黏性也强，外婆每年都要向熟悉的农妇预订二三十斤白心番薯薯粉。她说做挂糊、做粉皮适用白心，甜品制作则青睐红心。

整个冬天，红薯便在灶间幻化万千：红薯斩成滚刀块与米同煮，熬出稠厚的番薯粥，或焖出红薯饭，是童年最熟悉的味道。将红薯蒸熟捣泥，和上薯粉，填上馅料，便是令人咂嘴的番薯圆。那些小巧的薯块会被单独挑出，用文火慢煨，直到糖分析出，成了少年时蜜色的记忆。而番薯粉更是故乡味道的灵魂所在，水潺饼、泥螺饼、鱼饼、肉圆、鱼丸……哪一样中都有它的身影。

去年深秋，我回到车水头，那片自留地上依然生长着红薯。一个女孩正在田埂上玩耍，耳郭上挂着两串碧绿的薯茎。我折下一段薯藤，乳白色的汁液渗出，如同时光的乳汁。身旁，紫色的红薯花点缀在一垄垄薯藤间，那是大地最深沉的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