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现实为骨 文心为魂

《祭天》，2009年，中国画

《粒粒皆辛苦》，一九五五年，中国画

《海燕》，1977年，中国画

《家乡板凳龙》，2002年，中国画

《说红书》，一九六四年，素描

《母亲》，1988年，中国画

《艳阳天》，1975年，中国画

方增先被公认为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开创者与奠基人。正值“突破无人之境——方增先回顾展”于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举行，本刊特邀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燮君，解读在方增先先生笔下中国画如何表现现代人，而不丢失自身的笔墨根性。 ——编者

◆ 陈燮君

水墨的渲染可以进行宏大叙事，经典的传统笔墨连接开放的大千世界，人物的塑造重在精神建构，语言的探索贵在境界的创造。方增先是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当代水墨人物画理论建树与成功践行的开拓者，是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是书画同源、书画并重的倡导者。观展归来，思绪连绵。择其重点，抒怀共享。

突破“无人之境”

展览前言直言：这里所谓“无人之境”，并非空无之地，而是当既有艺术语言、既有创作经验与既有文化范式已不足以回应新的时代课题时，艺术家必须主动进入的未知领域。方增先面对挑战，既有艺术勇气，又有文化智慧，相继回答了诸多问题，如中国画在新时期如何表现现代人、怎样体现时代精神，如何让传统笔墨回应时代经验、概括总结新的探索思考，何以拓展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创新方法与教学之路，怎样探索“新海派”人物画，如何打通“以人为本”“以现实为根基”“以文学性为重”“与神态、魂魄、故土、壮丽为伴”的人物画通途。

我们这代人从小看《粒粒皆辛苦》，方先生用新的水墨语言凸显现代人物造型，画故乡，接地气；写日常，有生活，小中见大，蕴含哲理。《说红书》也影响了几代人，方先生素描七易其稿，群像围坐，神情生动，故事让人眉飞色舞，笔墨不离对形体、空间质感的追求，此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现代美术史上，每次回顾新人物画历史，它都是其中重要的历史见证。”

《艳阳天》系列插图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方先生非常喜欢小说《艳阳天》，他受作家浩然之邀，专赴北京郊区密云县深入生活，收集素材，在村里一待就是一个月。回杭州后，正值闷热天，他扎进朋友家小阁楼，潜心创作。不久回到上海，在假三层楼创作，大白天太阳光直射屋脊，比杭州更为炎热。“一个夏天过去，我基本画完三十几幅插图，有些人物的头部只比指甲略大，但画得很细。三十几个场景，都根据不同环境，不同气氛，运用不同笔法和水墨。出版后大受欢迎。”

《母亲》可谓另一幅代表作，画家多次去西北大草原后提炼了“母亲”这一宏大主题。他在画中拒绝甜美，追求力度、气势、深层与博大。“我对草图几经修改，把人物形象改成向远方凝视，身材魁伟而厚重，这是象征着大地的哺育，充满着力量与希望的幻象。线与色块，像音符那样进行整体安排和处理。体块的构成，变得像超人似的坚实。”此画获全国美展银奖、齐白石奖和上海文学艺术成果奖。巨幅水墨画《晒佛节——祈福》和《祭天》各占展厅的整堵墙，天苍地动，高原苍茫，充盈感恩、敬畏、祥和与祈福。

积墨重写非描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半叶，敦煌艺术就深深影响了方增先的艺术创作。敦煌艺术的载体主要是石窟建筑和其中的彩塑、壁画，其次是纸、麻、布帛等画，被称为敦煌遗画。按造型艺术门类可分类成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和绘画艺术，这些艺术作品是由古代各类艺术家历经千余年时间呕心沥血逐步创作的，彩塑和壁画艺术尤其精妙绝伦，堪称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和文化遗产。

1954年6月，方增先参加由文化部组织、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师生十一人组成的敦煌艺术考察队，由叶浅予带队赴敦煌考察、临摹三个月，之后又去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等地写生。此次文化洗礼对他日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还从汉唐以来雕塑、壁画、陶瓷、汉画像砖等艺术遗产中汲取养料，借鉴现代艺术关于画面形成与精神表现的探索成果，生成新语言，形成新特征，从“结构素描”演进到“线性素描”，积墨写意，重写非描，让作品更关注“积墨、团块结构、书法性线条、山水式空间，以及更富象征意味的形象塑造”。《康巴藏族青年》《徐渭像》《水草图》《人面桃花》《家乡板凳龙》等作品有方增先绘画鲜明的特征。

积淀理论思考

方增先在创作实践中善于进行理论思考，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视为同框，让“可行、可望、可居、可游”融为一体，使创作、教学、研究相辅相成。《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结构素描》和《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等论著是这方面的明证。方先生的理论思考结合创作和教学实践，通俗易懂，针对性强。他说，从敦煌回来，一大改变就是要用线画，尽量少用明暗。结构本身就能体现物体的立体感，明暗是辅助的，抓住了结构，形绝对跑不了。

方先生离开美院前，画了最后一幅写生人物画《华侨女》，他总结这幅画时说：“我也在某些情况下偷用一些明暗法。比如人的左侧的裤子是黑色浓墨，而手放着的另一腿部的裤色是淡墨淡紫。这种处理方法不是严格的明暗法，而是像花鸟画家画叶子、荷叶、芭蕉一样，总是一笔浓一笔淡地处理。”他常提到用线、用墨要求整体上用平面法，这句话针对的是画面的大体。总体上是平面的，但局部是时浓时淡的。方先生认为，《帐篷里的笑声》是自己写意水墨风格的极端：细如铁线，阔大半尺，双手遮面的孩子神、形、用笔、用墨都已达到一定高度，女孩形象的塑造已达自己最高水平。藏民宽袍大袖，人物形体略作夸张，吸收了表现主义手法。藏民衣袍色彩很重，需要重色表现，这为以后运用积墨法奠定了基础。

方先生为浙江浦江人，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曾任上海美术馆馆长、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院院长。他努力提升上海美术馆的功能，使美术馆不仅成为收藏、展示艺术作品的场所，同时成为开展学术研究、推动艺术教育、服务社会公众的重要文化机构，也是促进艺术创新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他坚持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积极推动上海“双年展”的发展，为具有探索精神的青年艺术家提供美术馆层面的展示与交流平台，把国际视野引入中国当代艺术的突破和创新。我和方增先有频繁的接触交流，除了逢年过节我会去他家拜访，他还把经常来上海博物馆作为“习惯的养育”。他多次对我说，到上博可以看古字画，看青铜器上的纹饰，带给我很多启发与思考：绘画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富有力量的文化精神表达。我在上海美术馆举办“视觉意象”个人画展时，方馆长还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给予积极鼓励，至今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