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检时瑟瑟发抖的中年人

沈坤彧

人这一生，每天每小时甚至每分钟都在做决定，你会淡忘其中的绝大部分。但总有一些决定，即使过去一辈子，也会在那里。像鞋里混进的一颗小石子，硬硬的，一直提醒你它的存在。

不再体检这件事是大约15年前决定的，此后单位每年发的体检卡，就像一件不祥之物，一到手旋即扔进角落。从此不想看见，反正不见相当于不存在。这完全是鸵鸟哲学，但就像古人说的“我与我周旋久”，只能纵容自己的愚蠢。

那之前发生过两件事。一个是单位同事，血检时发现指标有问题，再溯源检查，终于发现肝区一个小得躲过了B超的恶性肿瘤。她保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但两年后终于还是不治身亡。去世前转移到脑部，出现了谵妄的症状。所以体检有什么用呢？结果还不是一样！噩耗传来的时候，我愤愤地想。

病情稳定时，她回来上过一阵班，我们当时都被借调到另一个项目。某日下班，她在电梯里轻叫一声：“你有根白头发！”并立刻麻利地拔下给我看，我当场哭唧唧：“这是我人生第一根白发呀！”

就在自己哀叹青春将逝的时候，对面的她脸色突然变得落寞。很久以后我明白了这份落寞，她当时一定在想，自己可能连变老的机会都没有了啊！

另一个是大学同学，当时跳槽到了相关领域的领头单位。那是个农村孩子，大家都说，他爸妈从此要享福了。但入职体检，查出肝癌晚期。“可是从来没觉得痛呀！”他不敢置信。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告诉上海的亲戚，自己想睡水床，因为实在太痛了。水床买回来，没睡上几天，人就没了。

很多人一致相信，他是被吓死的。我因此得出结论：如果没有那次体检，他可能还活着。

这个上午，当我躺在医院彩超室做着B超的时候，无论如何摆脱不了对这两名逝者的记忆。是的，在屏了15年或者更久以后，人到中年的我终于被爸妈和学医的堂哥架来体检了。

排队挂号时翻翻自己的医疗簿，只记录了五六页。住过一次院，是阑尾炎手术。最后一次记录是大约10年前，因为吃小龙虾导致过敏，腹绞痛流下的冷汗在厕所地上竟然聚起一摊水……

医生手中的超声探头在我涂满了凝胶的身体上来回移动，我憋着气。不敢看它的形状，但体感是扁平的，像平时用的蒸汽熨烫机头。如“唰唰”地轧平衣服的每道皱折般，那个东西也这样轧过我的身体，但它是凉的，黏腻的。我并非无端地想起了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德》里写过的反派希普的手，那样湿冷而黏腻。

探头一旦停在了某个部位，我心里便暗叫一声不好。然后听着她口中报出一些数字，像是在描述位置和大小。那会是什么，囊肿、结节还是肿瘤？抬头看向天花板，几根老式的日光灯，光是阴惨的。目光又移了回来，瞥到头颈盖着的几张用来擦拭凝胶的草纸。

我感受到一种此前的人生中从未体验过的无助，虽然很想打断她：“医生，你别再报了”，或者索性抢走她手中的仪器拔腿就跑，要么和她讨价还价：“差不多扫扫就得了”，但这些都不可能。

等待探头从身上离开的过程如此漫长，我尤其无法忍受这种束手无策的等待。你不能介入到整个过程里去，这种被动让习惯凡事主动的我感到窒息。

最后，我几乎是落荒而逃地出了房间。直到走出很远，才意识到自己甚至忘记了拉裤子拉链，简直不可饶恕。体检报告显示，仅在这一间房里我便“喜提”：甲状腺炎症，乳腺结节3类，肝囊肿数个和胆结晶一个。所幸静脉血清化验的一系列指标倒没几个超标，包括肿瘤标志物指标也一切正常。

通知堂哥结果，他表示：“还是很健康的”，也许仅是安慰。因为接着便千叮万嘱，有些项目一定要复查。

此刻写下这些文字，内心有一点悻悻然，“啊，终于被中年逮到了”的那种感觉。然后上网，查看忌口清单。人生就是一个越活越𪨊的过程，也许是因为一点点懂得了敬畏，敬畏自然、命运和自己的身体。

像是为了努力抓住些什么，我少不了把健康的指标欣赏了一遍又一遍。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和银行卡里的存款是一样的。这些数字明晃晃在那里，不仅为了让你确信自己所拥有的，它们更像是在提醒你随时可能失去的：健康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