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玲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1月9日至20日,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由土耳其担任大会主席国,澳大利亚负责主持谈判。与COP23德斐模式的“斐济开会,德国出地”的分工模式不同,此次COP31土澳模式是“土耳其办会,澳大利亚掌舵谈判”的分工。
议题环环相扣
“落实”是本届大会的关键词。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减排与能源转型,特别是如何落实此前提出的逐步摆脱化石燃料的目标。第二是气候融资,尤其是发达国家如何兑现到2035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筹集至少3000亿美元的承诺,以及推动全球气候融资达到每年1.3万亿美元的目标。第三是气候适应与损失损害补偿,包括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防洪设施、提高农业抗灾能力等。第四是推进公正转型、甲烷减排以及能源电气化。另外,土耳其还倡议,到2035年将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例提高至35%。
这些议题目标看似孤立,实际彼此关联。任何环节出现缺口,“落实”就很可能遇到麻烦。
直面现实障碍
如今全球气候治理,不仅缺钱少人,关键还多了一层国家利益与全球目标之间的矛盾。
第一,缺乏资金。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但这一目标直到2022年才首次实现。如今,融资目标进一步提高。根据经合组织统计,2024年发达国家提供和动员的气候资金为1367亿美元。而新的2035年目标是每年至少3000亿美元,并推动全球公共和私人资金达到1.3万亿美元。分析指出,照目前趋势,全球气候融资缺口可能达8400亿美元。
第二,美国缺席。美国是不仅是全球第二大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国,也是历史累计排放量最大的国家。COP31期间,美国未派正式代表团,不仅意味着美国不再承担《巴黎协定》框架下的相应责任,国际气候融资也失去重要潜在支持来源。
第三,国家利益与全球目标存在矛盾。主要化石燃料生产国和消费国反对在协议中增加明确的化石燃料限制目标。不同国家在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减排责任上存在分歧。对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化石能源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对发达国家而言,能源价格、制造业竞争力和财政压力同样有现实约束。如何消除各国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经济利益的差异?这是尚未解决的老问题。
此外,《巴黎协定》的基本制度是由各国自主提出减排贡献,国际社会通过透明度机制、定期盘点和外交压力推动落实,但缺乏强制各国兑现减排和融资承诺的手段。
加强国际合作
尽管挑战重重,但在承诺转化为行动上,依然有令人鼓舞的成功案例。COP31期间,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就高度评价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成就。他指出,大家可以从中国经验中汲取有益启示,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能源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正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将自身的发展经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截至今年6月,中国已与43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6份气候合作文件。在“非洲光带”等合作倡议下,中国已向7个非洲国家提供2万套太阳能发电设备。此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还涵盖清洁烹饪、灾害预警和气候适应等领域。
从中国的实践可以观察到,应对气候变化必须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改善民生相结合。能源转型没有统一模式,各国应当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和资源禀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转型道路。现有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仍存在诸多不足,但国际合作依然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