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重庆，渣滓洞监狱、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

上图：俯瞰渣滓洞旧址。

上图：在重庆市歌乐山渣滓洞集中营旧址，小女孩轻抚革命先烈的画像。

下图：当年的刑具。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后，革命者欣喜若狂。被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的罗广斌、陈然、丁地平等100多人难平心中的激动，他们用一床红色的被单和几个纸剪的五角星做了一面红旗。

记者｜应　琛

在重庆歌乐山下，有两处非常有名的景区，曾被后人戏称为“两口活棺材”，它们分别是近代有名的监狱渣滓洞和白公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当人们沉浸在无比的喜悦兴奋之中时，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三天，国民党特务在溃逃前夕策划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

那晚，歌乐山细雨霏霏。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血色弥漫。上百名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最后仅15人脱险。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

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红岩英烈们在歌乐山下渣滓洞监狱里，用生命写下豪迈诗篇。他们为了救国救民的远大目标，面对敌人疯狂的屠刀，宁死不屈、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世代楷模。

“此人可靠”

渣滓洞监狱并不大，如今格局依旧，置身其中，给人以穿越感。

走进大门，一条柏油路围绕着渣滓洞监狱。道路两旁生长着许多郁郁葱葱的大树，大路上每隔十来米就一个用石头砌成的哨岗。

房顶现为青瓦房，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布满了铁栅栏。围墙外的山坡上，也布置了5个岗哨，岗哨的开口正对着院子，院内的一切行动，都是在岗哨的严密监控之下。

渣滓洞原为商人程尔昌名下的煤窑，开办于1920年，三面环山，一面临沟，但出煤一直很少，渣又多，程尔昌因此背负了不少债务。1931年8月，程尔昌到自贡找好友借钱应对经济萧条，却因喉癌晚期，一个月以后死于自贡。煤窑就交给了当时的托管委员会处理，并承包给一名矿主。

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后，寻觅新址关押白公馆所关的“犯人”。国民党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亲自开着车到处察看，最终因地形隐蔽看上了渣滓洞。于是，国民党军统局强征渣滓洞改为监狱，象征性地用“白菜价”买下了这座煤窑。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望龙门监狱撤销，在押人员合并到渣滓洞。看守所分为内外两院，外院为刑讯室和特务办公室所组成；内院一楼一底16间房间为男牢，另有2间平房为女牢。

内院墙上写“青春一去不复还，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忧”等标语。

1947年2月，《新华日报》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查封，山城重庆“黑云压城城欲摧”，由中共重庆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犹如一把钢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后来，《挺进报》改变了发行策略，由对内改为对敌攻心，报纸直接寄给敌人，特别是向国民党军、警、宪、特头目寄送。《挺进报》甚至被放上国民党高官的办公桌，引发盛怒。

1948年4月，《挺进报》事件发生，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包括在该事件中被捕同志在内的革命志士都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

同年秋末，一个浓眉大眼、身着学生服的小个子年轻人，被推进了渣滓洞监狱的铁门。他就是后来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

罗广斌那年24岁，年初刚刚入党，在党组织中还没有承担核心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他起初不知道，出卖他的，正是他的入党批准人、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叛徒冉益智。

刚入狱的罗广斌，被怀疑、警惕的目光包围着，他还被安排在屋角靠近马桶的地方住。那些目光来自一样被关押在这里的共产党员。

罗广斌被入狱的地下党怀疑，并非毫无缘由。他被捕入狱时，狱中的地下党员们还没有搞清楚党组织被破坏的过程，而罗广斌公开的特殊身份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同父异母的弟弟。

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当时就驻扎在四川，罗广文手握重兵，就连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不得不敬他三分。据说，抓捕罗广斌前，徐远举曾找罗广文“商量”: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产党。罗广文也怕落个“袒护共匪”的罪名，便说:“我这个弟弟从小不服管教，你把他抓去教训一下吧，但一定要保住他的命。”特务们就按照罗广文提供的家庭地址，在成都抓到了罗广斌。

按照罗广斌后来在一份自传中的说法，虽然当时还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但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

凭着这股子义气劲儿，罗广斌在审讯中态度强硬，毫不屈服。当得知冉益智叛变后，罗广斌又是震惊又是丧气。他不愿再看见冉益智的嘴脸，便朝特务喊了一句：送我回牢房去！一进监牢内院，罗广斌就大喊：冉益智叛变了。徐远举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下令给罗广斌戴上一副脚镣，40斤重。

罗广斌起初没有想到，会在狱中再次见到对自己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位共产党人。他之所以能取得难友们的信任，也正是因为这位关键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此人可靠。”因为江姐传来的这句话，“狱友”才开始跟罗广斌打招呼。而江姐，正是罗广斌在《红岩》中着墨最多的人物——江雪琴，现实中的江竹筠。她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对罗广斌脱离家庭、投身革命的经历很了解。她的被捕入狱，比罗广斌早三个月。

毒刑拷打的考验

江竹筠被捕前并不是重庆地下党组织成员，她当时是中共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职员，化名江志伟。

1948年1月，江竹筠的丈夫、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在组织武装起义时壮烈牺牲。地下党组织本想将她调回重庆工作，江竹筠拒绝了，继续留在老彭战斗过的地方。

江竹筠被捕，却与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叛徒直接相关。和她同一批被捕的还有地下党员刘德彬，后来和罗广斌、杨益言一起创作了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红岩》即以此为基础。

据刘德彬回忆，被捕的当天晚上，江竹筠、李青林等几个女同志就受了重刑，但她们没有吐露一个字。那天晚上，刘德彬最后一个被审讯，亲耳听见特务们不乏敬佩地感慨：“这几个女人真是硬得很，就是不开腔。”

刘德彬同样“硬得很”，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刘浩然，是失学青年，来万县找工作的，没有参加共产党。次日凌晨，特务从水路将他们押送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下的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即俗称的渣滓洞监狱。

在那段时间里，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监狱的氛围很压抑。眼见着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关进来，大家的思想很不稳，人心浮动。

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姓名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审讯的对象。

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按照张界的交代：“江竹筠被捕后一直不承认有中共组织，而徐远举坚持说她不但有中共组织关系，并且说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样重要地位，而徐始终也没有问出来。”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对江竹筠施以酷刑——“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她曾经昏死过3次……”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牢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有早与江竹筠熟识的年轻同志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无论自己的年纪比江竹筠是大是小，都统一喊她“江姐”，对她充满敬意。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渣滓洞里的斗争士气也陡然一振。

江竹筠在狱中的另一个斗争成果，是成功策反了看守黄茂才。

遗憾的是，在那场血腥的大屠杀来临前，黄茂才被列入资遣人员名单，离开了渣滓洞，没能在营救行动中发挥作用。他最后的贡献，是送出了以“吉祥”名义写给狱外地下党的最后一封信，希望党组织尽快组织实施营救计划。从“吉祥”的笔迹和几位脱险志士的证词证明，这封信是另一位女牢英雄胡其芬所写。

“狱中八条”

1949年10月1日，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后，革命者欣喜若狂。被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的罗广斌、陈然、丁地平等100多人难平心中的激动，他们用一床红色的被单和几个纸剪的五角星做了一面红旗。红旗做好以后被藏在牢房的地板下。

11月27日下午4时，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开始屠杀被关押的人员。敌人对白公馆监狱的革命者进行屠杀时，从渣滓洞监狱也提出三批人押往白公馆附近枪杀。深夜后，已可隐约听到人民解放军的枪炮声，此时白公馆尚有19名、渣滓洞约有200余名被关押的革命者。渣滓洞的刽子手向白公馆的刽子手求援，于是，丧心病狂的刽子手集中到渣滓洞，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名，将男女牢中的全部人员分别锁在男牢楼下的八间牢房里，突然用机枪、卡宾枪扫射。

屠杀后，又纵火焚烧了牢房。当刽子手集中到渣滓洞进行大屠杀时，白公馆的看守杨钦典由于平时受到狱中革命者的教育，在这紧要关头毅然倒戈，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他去打开牢门放走了最后的19人(包括两个小孩子)。

刽子手在渣滓洞屠杀时，烈士们用自己的身躯堵住牢门挡住敌人的扫射。在刽子手纵火焚烧渣滓洞时，30名受伤或未中弹的难友，从血泊中挣扎逃出，冲到围墙缺口突围时，被刽子手发现，又有十几人被枪杀，最后只有15人脱险。

1949年11月21日，当时的沙磁区地下党工作组组长刘康曾收到被押渣滓洞难友通过“争取”过来的看守带出的一封求救信，信中透露了江姐等被害的情况。刘康立即将此信复写三份，一份转交给川东地下党负责人，要求尽快派人商量营救方案。

11月27日下午，刘康、杨子明等开会研究各方面情况，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不能马上实施。但是，敌人就在当晚开始了大屠杀。

有媒体报道说是“万事俱备，只欠带路人”。但实际上，营救未能实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当时国民党的特务密布，要在短短六天内组织一支成熟的武装力量，太紧了。同时，枪支等武器不能提前集中，必须人枪分离，接着小范围集中，最后才是劫狱前大集中，这都需要足够的时间。

死里逃生的罗广斌，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将狱中同志们的讨论，尤其是狱中党组织的分析、总结和建议，写成了一份《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的第七部分，后来被提炼成“狱中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2018年两会期间，在重庆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将《狱中八条》一一读出。“狱中八条”是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与教训，凝聚着红岩英烈的忠诚和初心，发人深思，促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