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机永盎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铁路事业“雄姿英发”。图为乌鲁木齐高铁站。

1956年以后，通过裁、并、改、合，上海纺织工业面貌有很大改观。图为纺织工人在交流生产经验。图片提供/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曹杨新村。摄影/张龙

20世纪60年代，上海展开以街坊为单位的旧房改造。图为1964年番瓜弄居民迁入新居。图片提供/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1990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成立，协调推进浦东开发开放工作。 图片提供/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高铁从大庆油田遍地的抽油机边飞驰而过。摄影/刘歆

2006年农业税正式取消。图为当年11月，联合收割机正在上海金山区中洪村的稻田里割稻作业。摄影/杨建正

2020年2月9日，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赴武汉加入中国红十字总会重症病人转运车队的队员正在穿戴急救防护装备。摄影/徐程

我们会继续见证，社会主义不会辜负中国，社会主义不会辜负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永葆青春活力，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撰稿｜吴　健

新中国诞生，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新民主替代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所谓“民主”，保障了中国最广大人群获得政治解放和人身尊严。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肖恩·戈尔登曾指出，用中国政治话语讲述，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直接回答了“为了谁，服务谁，依靠谁” 的国体问题。与此同时，秉承“为人民服务” 宗旨的党和国家，能否在治理上体现出优势，又涉及一个有效性问题，即政府权力能否有效行使，也就是通常说的政体问题。

毫无疑问，代表性强（即能代表多数民众意志和利益）和有效性强（有效汲取和配置资源）的治理模式，无疑是“好的治理”。“无论谈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还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以及当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自我革命，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而不考虑这一‘共识’，就无法理解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戈尔登指出，站在历史场景下思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整个20世纪都对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充满吸引力，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原理，而列宁则在苏联对此原理进行实践，发展了以工业化为基础、由政府领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落后国家对马列主义感兴趣的原因，因为它既有科学性，又有实践性。尤其在惨遭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榨的贫穷农业经济国家，应该由国家来筹集必要资本来推动工业化，造福人民而不是少数资本家。“如果不是因为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原始积累’，也就没有后几十年国家改革开放的‘二次积累’。” 戈尔登如是说。

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最高纲领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就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不可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这一过渡性阶段，必须进一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从当时国内社会状况看，推翻“三座大山” 以及土地改革完成，数亿农民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这又必然使中国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准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著名的“一化三改”“一体两翼” 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之所以成为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体，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看中国是否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首先取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否取得重大进展，是否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说，这是检验共产党执政有效性乃至能否给人民带来幸福感、获得感的一大“试金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上交出第一份重要答卷是1953-1957年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到1957年完成时，全部指标都已完成，而且绝大部分大幅超额完成。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为588.47亿元，超过计划38%；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25%，与日本并列世界第一，也大大超过同一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4.8%的年均增速。“一五” 计划的经济效益也相当好，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为年均15.5%，平均每3至4天就有一个现代化大型企业建成投产，3.5年就能收回投资，超过或相当于日本（3年）、美国（4年）、苏联（5年）的水平。让人有“当惊世界殊”之感的是，短短五年间，工业总产值在国家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43.1%上升到56.7%，改变中国几千年来总产值以农业为主的状况，尤其诞生了旧中国所没有的工业制造部门（如飞机、汽车、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等），而且继上海、天津、大连之后，内地新兴工矿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扭转了旧中国工业严重偏向沿海的畸形布局。

“让人振奋的是，这一奇迹又以最广大民众受益为目的。”上海档案馆馆员、党史专家李红介绍，“一五” 计划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一个范本，那就是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国家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国民收入积累率大多控制在年均24.2%左右的合理范围，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特别是‘一五’期间，国家根据现实情况采取‘低工资、多就业’政策，基本上解决城市劳动力失业问题，实现人人有饭吃。像在上海，1957年与1952年相比，市民人均消费水平指数增长超过30%，而物价指数同期仅上涨9.5%，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增长3倍多，老上海人闻之色变的‘如狼似虎’的恶性通货膨胀一去不复返，仅此一点，共产党‘说到做到’的作风，让上海人心服口服。” 无独有偶，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与麦克法夸尔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也评价道，“一五”计划是令人吃惊的成功，人均增长率6.5%，按此速度，中国国民收入每11年将翻一番。反观另一个大陆型的农业经济国印度，最初经济条件与中国相似，可它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均增长率还不足2%。“一五” 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初步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为其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因而，“一五” 计划也被称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期”。

正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关乎切身利益与追求，人民也以百倍热情投身建设洪流。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发明和改进“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三年的劳动定额。大同煤矿工人马六孩和工友们创造出一套巷道快速掘进法，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青岛青年女工郝建秀的细纱工作法在纺织系统全面推广，各地棉纺厂不断刷新生产纪录。上海新利丰纱厂女工王桂英，解放前就患上子宫癌，没钱医治，自己省吃俭用只为攒下买棺材钱，而新社会让她享受劳动保险，进医院把病治好了，还拿到津贴，她说：“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感谢人民政府！” 而她身边的广大工友强烈要求接受党组织考验，让“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还提到，哪怕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将士们也千方百计厉行节约，为建设省下每一分钱。“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几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消耗40万发炮弹，可中国炮兵的脑海里总记得‘一发炮弹相当于一个中农的家当’，尽可能让每一发炮弹打出威力，而坚守前沿的步兵也尽量用国产廉价的木柄手榴弹作战，放弃使用昂贵的苏制RPG-43式反坦克手雷。”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和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到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其他基本制度在中国大地逐步建立起来了，它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规定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疾风知劲草

和任何开拓性事业都难免出现曲折和失误一样，新中国成立头三十年间，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取得伟大成就，也出现曲折失误，尤其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特别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从未停止，由于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文化大革命” 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并最终纠正了这个错误。德国《青年世界报》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大特点是不诿过、不贰过，通过公开的讨论真正总结了自己的历史，探究发生错误的原因，“公开承认错误、揭示发生错误的原因、形成错误的条件、分析、仔细检查纠正错误的方法——这是一个严肃的政党的特征”。

“即便受到政治冲击，蒙受不公正待遇，但广大党员从未动摇自己的理想信念，”李红告诉笔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贵，不只于它今天已实现了什么，更不在于遇到多大挫折，而在于它朝什么方向前进。” 从开国元勋到普通群众，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挚爱始终不渝，身处逆境依然坚守工作岗位，“彭德怀元帅身陷囹圈、屡遭批斗，仍提笔给中央写信，建议加工利用安顺场石棉矿渣，制成钙镁磷肥。归国华侨陆孝彭被别有用心的‘造反派’诬为‘特务’，遭到隔离审查，但他在勒令交代‘罪行’的纸上继续论证国家交给的强-5强击机技术问题。水稻专家袁隆平在试验室稻种几次被人捣毁之下，仍在阴沟中进行籼型水稻杂交育种。” 李红表示，这都体现了对党、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忠诚和战胜困难、走出激流险滩的坚定信念。

20世纪70年代后，外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经济较快发展的时期，电子工业、宇航工业、新型材料工业、计算机工业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工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使中国党和人民产生奋起直追的紧迫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会议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邓小平曾在会见外宾和国内视察时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一连串的发问切中要害，振聋发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鸣响了改革开放的礼炮，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这艘巨轮扬帆起航的新征程。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典型得到肯定，有力推动了农村改革广泛开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 的人民公社制度，使广大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释放出来。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生产获得连年丰收，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9%，我国人均占有粮食从1978年的3185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3955公斤，农民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农村改革有力促进了城市改革。城市改革首先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企业逐步实行了经营责任制和所有制结构等方面的改革，打破了企业经营好坏—个样、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 局面，促进了生产发展。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迈出了重要步伐。1980年8月，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并发挥了重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令神州生机勃勃，也促使共产党人进一步思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怎样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早在1979年初，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社会上和党内就出现值得注意的思想动向，一些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示怀疑，有人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人担心特区会不会变成新租界和殖民地，有人认为引进国外和港澳的私人资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改革开放是搞资本主义，等等。同时，极少数人利用党拨乱反正的时机，曲解“解放思想” 的口号，打着“民主”“自由”等幌子，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极端夸大党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

针对这种状况，1979年3月，邓小平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强调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同时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鲜明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一重大命题，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按照中国实际和国情来办，要有中国特色，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决不能照抄照搬。从此，这面旗帜成为引领我们开拓前进的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轮廓日益清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形成。2018年，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宫嶋加菜子访问中国改革开放的“农村标志地”——安徽小岗村。1978年冬，一间茅草房里，18户农民签下这样的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严宏昌代表不识字的同伴把上述内容写到纸上又读出来，大家在被昏暗灯光照射下的契约上盖上指印，他们打破“一大二公” 的传统思维，实行“包干制”，即向政府上交公粮后，剩余的部分归各家所有，目的是在大荒之年激发生产积极性，是为了生存作出的决定，结果第二年全村粮食产量就达到此前的6.6倍。这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举旋即被党和国家所认可，并向全国推广。当日本记者向亲历者严余山探寻这一切的价值时，他指着已变成水泥造的房子，铺了柏油的道路，还有创办公司的儿子，“作为改革开放的这两代人，不仅对自己，对村子的未来都负有责任”。

何止是一个小岗村，当十几亿中国人解放思想，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一共识埋头苦干时，什么人间奇迹不能产生呢！ 1978年底，党龄刚好满50年的老革命家习仲勋被中央派到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当省委第一书记。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他向中央石破天惊地提出，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广东人民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具体措施上，可仿效外国加工区，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单独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明确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 邓小平还提议把“贸易合作区” 叫特区，“（当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开始就叫特区嘛！”政策到位，人心聚齐，经济特区迸发出炽热的发展活力。以深圳为例，短短几年，昔日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迅速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1983年，深圳特区已和外商签订2500多个经济合作协议，成交额达18亿美元，工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1倍，而40多年后的今天，深圳变成中国数一数二的创新之都，GDP增长了1万倍，所出产的也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是能和美国硅谷竞争的芯片、硬件加速器、精密机器人……但常人可曾想到，作为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的重要倡议者，习仲勋在广东工作近三年，后来又在珠海、深圳休养十多年，但他和夫人齐心竟连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门都没去过，最远也只去过深圳的沙头角。

的确，每一代共产党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与担当，经受各种重大考验，唯一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改革开放进入到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时，东欧和苏联发生剧变，西方反共势力一时甚嚣尘上，有人宣称“历史已经终结” 于资本主义制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西方媒体也铺天盖地攻击污蔑中国，党和国家又一次面临重大历史抉择。“我们就是要以实际的最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来回答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

自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稳住党心民心，提升经济形势，与此同时，作出改革开放一系列新的重大决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当时，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在浦东大道挂门牌号码，出于讨口彩、图吉利，有声音建议用66号或88号，但主流的意见是共产党干事就该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旁边的浦东文化馆是143号，在其西边的开发办用141号顺理成章。“浦东开发一是一，二是二，一步一个脚印，要实事求是。” 一位领导恳切地说。

如人们所见，浦东大道141号成了浦东开发的指挥部，也见证了浦东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1991-1992年，跨越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两个时代的老资格苏共党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叶甫根尼·亚历山大洛维奇·费多索夫两次来到上海，目睹中国深化改革开放产生的巨大魔力，“我第一次到上海，城市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区域特别是中心区域的建筑面貌与苏联时期的建筑很像，有不少板楼和平房，但这些建筑好像一夜之间消失了。尽管上海外滩最漂亮的建筑物都是20世纪30年代建造的欧式建筑，但现已让位于浦东陆家嘴拔地而起的新建筑，甚至中国人的外表都发生很大变化，许多上海人的装束都非常时尚。” 难得的是，费多索夫饱览浦东繁华前，特意去瞻仰了黄浦江另一岸的原望志路树德里106号，那是中共一大会址，因为他明白，横跨浦江两岸的两栋完全不同时代、同为“1××号” 的小房子，冥冥中应有某种精神的契合。“一定会是这样的，因为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创造人间奇迹的始发地。” 首任浦东开发办负责人沙麟就这样肯定回答。

社会主义不会辜负中国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兴起，国家先后出台投资、财税、金融、外贸、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一时期，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也不断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2002年，我国GDP首次站上10万亿元关口，人民生活总体实现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06年，农业税正式取消，终结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我国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

当历史的车轮行驶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选出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战略任务。一个月后，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习总书记对实现中国梦作过多次深刻阐发，强调实现中国梦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要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他还强调，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这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精神旗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锤反腐，冲破障碍，迎战风险，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进行全面重构重塑，为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尤其经过南海维权、反击超级大国贸易摩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斗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像太阳一样在中国人民心中冉冉升起，不仅为全体中国人民照亮前行的方向，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树立可供参照借鉴的路标。据世界银行统计，仅仅截至2018年，光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GDP年均实际增长9.5%，其中一度连续多年保持在两位数高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主要驱动力。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17%，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30%，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国已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汇流入第二大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这一身份不会改变，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长，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身份还会持续走强。

“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标志着人类有五分之一的人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庞大而充满希望的数字。” 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伊琳娜·巴德马耶娃注意到，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功被确保主要惠及人民而不是特定阶层，“以人为本”贯穿党和政府工作全过程。“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呢？看看2020年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各国表现，中国告诉世界，什么是更符合人类共同福祉的制度。” 2020年1月，疫情突然来袭，到1月24日24时，全国已有30个省区市报告确诊病例，确诊人数超过1000人，武汉告急！湖北告急！中国告急！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又赶上这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迈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1月25日，大年初一，习总书记和其他六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把“战疫” 使命扛在肩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信心百倍地打好这一场阻击战、总体战，打好这一场人民战争。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一定会胜利的！”

习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党政军民学总动员，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筑起坚实堡垒。在抗疫斗争中心武汉，金银潭医院240多名党员，没有一个人迟疑、退缩，全部坚守在急难险重岗位。全国各地和军队的346支医疗队、42600名医务人员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包括多名院士在内的呼吸科和传染科专家、全国10%的重症医务人员齐集武汉。对危重症病例分析评估发现，ECMO（人工膜肺）可以为重症患者抢救赢得宝贵时间。“不惜代价，要让患者用上最好的设备。” 习总书记的要求，化作彻夜不眠的行动，一方面，中国面向全球厂商紧急发出采购计划；一方面，从全国各地医院现有的400台机器中征调。不到一个月，湖北省集中机器100多台，其中约80台在武汉。而在习总书记率先垂范下，广大共产党员踊跃捐款，全国共有7955.9万名党员自愿捐款83.6亿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是一场人民战争，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阻击作用’。” 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全国400多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严防死守，不断织密65万个城乡社区防控网，亿万人民主动配合，连接起坚不可摧的战“疫” 长城。“中国的动员在全球公共卫生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如是说。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感叹：“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三个月后，4月26日，湖北省实现新冠肺炎在院患者“清零”；5月2日零时起，湖北省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中国不仅在抗击疫情中交出令人羡慕的答卷，而且在应对全球性难题——消灭贫困方面，也为世界做出表率。就在中国取得抗疫斗争基本胜利的同时，习总书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至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中国不仅兑现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诺言，也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几个“盛世王朝” 也没有完全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纵览古今、环顾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这是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美国政治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每过五年，中国就规划一幅发展蓝图。” 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确定未来5年乃至15年中国发展的行动蓝图，开启了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中国开始进入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当许多国家还在努力为今后几周做规划时，中国已经设置未来15年的议程。” 巴德马耶娃指出，在世界上很多人看来，中国道路的一个关键亮点，就在于对未来的良好感知、把握和设计能力。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私下对中国领导人讲：“你们是以长期、长时段在计划着国家的发展，而我们做不到。我们是政党轮流执政，本届政府只管本届政府的事，不可能一届一届地干下去。你们可以按照最大的民众意愿来考虑发展，可我们必须考虑我们代表的政党利益和支持者的最大民意。你们不管换届不换届，换人不换人，一件一件干到底。我们再换一个总统（或总理）就不是那回事了。”“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海因茨·迪特里希总结道：“中国正走在一条无比正确的轨道上，它是为世界提供另一种选择的希望……国际舞台就像一个足球场，只要有新选手上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人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进行比较，接下来，大家会跟随、模仿那个最佳选手，它所在的队伍也会扩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和吸引力，在于它不是教条的学说，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发展模式。事实上，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百年来进行艰苦探索，历经坎坷，“西方的，我们都学遍了，但都碰壁了”，最后认识到，不能邯郸学步，不能忘记初心，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走社会主义的路才是正道。中国模式并不需要与其他模式比较和竞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一位荷兰学者讲：“在许多国家，一个总统一个想法。在中国，一句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用了几十年，而且代代用，代代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是以人民为中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放眼世界，百年政党有之，而经历百年不衰，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少有。中国共产党处大国之势，行强国之道，无疑是个中翘楚、时代先锋。究其原因，什么都有可能变，但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新冠疫情已成为人类社会新的分水岭，与其他历史大变革时期一切代表未来的新兴事物一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现。中国的“四个自信”，也在历史的反复检验中得到一再确认。

我们会继续见证，社会主义不会辜负中国，社会主义不会辜负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永葆青春活力，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