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人们在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参观。

上海档案馆外滩馆展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钱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旧址。

游客在位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纪念园景区红五星广场游览。

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到如今，中国共产党已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主笔｜姜浩峰

谢氏宗祠，一幢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建筑，位于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1931年11月7日，当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的时候，距离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过去整整十年。

中共一大，参加代表十余人。简称“一苏大会” 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数比之扩大了四十余倍，达到610人。代表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中央苏区等根据地红军部队。还有一些与会者则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代表。

中共一大，是党代会。“一苏大会”，某种程度上有着人民代表大会的意思。“一苏大会” 规模之大，其实颇值得研究。直到17年以后，在晋察冀野战军攻克石家庄后，于1948年8月在石家庄人民礼堂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人数上甚至还没有超过“一苏大会”——代表542人，其中党员376人，非党人士166人。然而，新中国的模样，已经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呼之欲出。

工农民主政权心向全中国

“毛专心致力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立法工作，并提出了很好的、细致的设想。8月，在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讲……” 这段文字，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部翻译、2013年3月第一版、2018年2月第7次印刷的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著《毛泽东传》中所述。这段文字记录的，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搞新中国建设时，毛泽东的所为，而是1933年5月，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时期，所做的工作。

尽管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受到一定排挤，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但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主席和“人民委员会” 主席，通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从此才有了“毛主席” 这个称呼。

在演讲中，毛主席特别强调共产党治理区域内的300万群众，必须自力更生。他甚至特别强调，必须做好土特产品的生产。“我们必须恢复钨砂、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过去的产量，并把他们大批地输入到白区去。”

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李颖看来，尽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主要占据江西省的一些地方，以及闽赣、粤赣、湘赣、闽浙赣、湘鄂赣等地，但“到过苏区参观的人都能清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绝不是一地一隅，而是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解放全中国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雏形的中央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李颖说。

之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能够成立，有着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

主观方面来说，随着1927年南昌起义，人民军队从无到有，尽管也经历了数段曲折，但随着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理论，秋收起义、三湾改编，特别是古田会议，为根本上解决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理论、路线和原则问题奠定了基础。由此，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得到了加强。

客观方面来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宁汉合流，南京国民政府给国人的感觉并不美好。原本对国民党还心存幻想的一些人，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特别是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又陷入了民国初年以来周而复始的军阀混战的格局。许多原本围攻工农红军的白军纷纷调往军阀混战的前线，造成了后方空虚。这就给了红军发展并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以良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部分，诬称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所为。关东军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尽管定都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时所控制的地方主要在江西，以及福建、广东等东南一隅，距离当时日本侵华的主战场东北尚远，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寇侵华，仍阐明立场。当年9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之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宣言》。

一个多月后，随着“一苏大会” 的召开，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定——“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等”。

永安苏区小陶等各乡镇农村，至今还保留着上千条红军标语，其中有红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时期留下的红军抗日标语，也有北上抗日先遣队时期的红军抗日标语。这些标语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事实。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行动也付诸实施起来。1932年起，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了汉、满、朝鲜、蒙古、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十多支抗日游击队。这些抗日武装主要在南满、东满和北满活动，打击日本侵略者。1933年，在红都瑞金的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抗战策略。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高举抗日救亡旗帜,率领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变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在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任命陈毅为主任，统一领导原中央苏区留守军民进行斗争以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几经辗转，直到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此际，才正式结束中华苏维埃的政权尝试。

执政能力的最初考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革命战争中建立的，这就决定了它的职能首先是组织武装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言：“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 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政权首次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不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伟大预演。

在“一苏大会” 上，确定中央人民委员会是最高行政机关，内设外交、军事、土地、内务、财政、教育、司法、劳动、工农检察九个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1931年11月27日会议结束后，谢氏宗祠被木板隔成15个房间，作为各个部的办公室，这个大厅，就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江西省宜黄县档案馆，珍藏着8枚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货币。其中纸币三枚，面值均为一元；硬币五枚，分别为二角和五分面值。以一元纸币为例，正面为枣红色，图案中央为大写面额“壹元” 字样和列宁图像，上端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中间和四角印有币值。纸币下端印有与银元的兑换值(凭票即付银币壹元)。下端左方印有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东胞弟毛泽民签字，右方为当时的财政委员邓子恢的签字。纸币背面为绿色，四周印花纹图案，图案中央为大写的英文“ONE”，左右两侧为阿拉伯数字“1”。上端写有“国家银行”，下端为“一九三二年” 字样。

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谷澍在央视播出的《红色财经·信物百年》中，曾如此讲解这套中华苏维埃货币的知识。谷澍称，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以后，各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为了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农村经济，巩固革命政权，先后以工农银行，苏维埃政府以及其它经济部门的名义，发行了150余种纸币和10余种布钞。而1931年11月7日“一苏大会” 召开以后不久，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创立。“国家银行隶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资本由国库于预算中拨给。下设分行、支行、兑换处等。” 谷澍说，“1932年7月，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又称苏维埃国币或‘苏币’，实行银本位制，包括一圆、二角、一角和五分等多种面额。截至1934年长征前，苏币累计发行达800万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制度是对新中国货币制度的一次前期预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建立直接借鉴了不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制度中的经验和做法。

与此相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相继成立了财政税务局、审计委员会等机构。只是当年的这些机关，一般都设在瑞金的一些私人祠堂等处。尽管看上去并非正规的办公场所，但这些机关在行使职能方面并不含糊。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审计条例，“一是审核国家的岁入岁出；二是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审计委员会每次的审计结果都会在《红色中华》等报刊上公开披露，对苏区的反贪倡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彻底性，还可以从1931年11月28日毛泽东签署的一份新婚姻条例上看出来。这份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还确定了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原则。还对离婚后未成年小孩的抚养、私生子问题等都作了规定。由此，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被解放出来的妇女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参加苏区的建设，有更多的女子劝男子当红军，更多的孩子参加少先队，对于扩大红军队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经过两年实践，也发现这部婚姻条例在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的同时，也有不足之处。譬如有的地方出现对婚姻自由的误解，一度导致婚姻绝对自由，使得政府穷于应付婚姻问题。鉴于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结合苏区的社会情况，对《婚姻条例》进行了修订，于1934年4月8日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由6章21条组成。相较于1931的《婚姻条例》，此次的婚姻法有不少改进和变化。譬如在离婚制度中，确立了保护军婚——“红军战士之妻要求离婚，须得其夫同意”；再譬如对当时的事实婚姻的认定等。

1948年秋，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邓颖超为组长的起草小组，着手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起草小组在1931年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婚姻条例基础上，对苏联、东欧等国关于婚姻法的法令加以研究，并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终于在1950年4月30日通过、5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通过、实施的第一部法律。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谢觉哉，在1933年任中央苏区内务部部长时，主持和参加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1935年，到达陕北后，谢觉哉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内务部部长、秘书长。1937年初，谢觉哉出任司法部长并代理最高法院院长和审计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谢觉哉担任了新中国首任内务部长。他提出内务部的工作，必须 “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1959年，谢觉哉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从谢觉哉老人的经历就能看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到如今，中国共产党已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