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舱内定点医院医护人员工作中。

方舱内定点医院各类设施逐步到位。

千方百计找到了400多个氧气瓶。

上海方舱医院有三个特点——大；多；创造性地提出了“方舱内定点医院”的概念。

记者｜周洁

6月中旬来到新国博方舱医院，医疗队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在此次上海众多方舱医院的运行管理中，“方舱内定点医院”无疑是一个亮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总指挥、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郑军华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本轮疫情中上海方舱医院有三个特点——大；多；创造性地提出了“方舱内定点医院”的概念。

郑军华不无感慨地表示，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创新。

“方舱医院的定位是收治无症状和轻症患者，因此配备的医疗设备相对简单，但在上海疫情防控最难的时候，定点医院床位十分紧张，因此国家卫健委和上海市卫健委决定建设4家方舱内定点医院，它是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之间的桥梁，为普通型和有基础疾病患者提供一个治疗场所，同时要求及时分辨重症、危重症患者，做好转运工作。”

4月19日，新国博方舱在W1和W2舱启动改建定点医院工程；4月21日，新国博方舱内定点医院开始正式收治病人。短短48个小时，郑军华带领的新国博管理团队，成功将新概念落地。4月21日到5月21日，新国博方舱内定点医院累计收治病人7704名，转运684名重症患者至其他定点医院，实现了零死亡的目标。

时间紧：48小时开设方舱内定点医院

接到“方舱内定点医院”改造计划时，仁济医院医疗队已经连续拓荒3家方舱医院和一家区级定点医院，但新任务仍然令人感到巨大的挑战。

“方舱内定点医院的建设是之前没有过的，没有现成的方案，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建；另外一个是医护人员较方舱医院不同，需要更加丰富的经验，同时面临的风险也不同，要在短时间内集合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郑军华介绍，新国博方舱内的20支医疗队来自各个省市上百家医院，而建设方舱内定点医院，并没有人员的增加，只能在原来支援方舱的医疗队中选调出一些人补充进方舱内定点医院。

接到任务的第一晚，方舱医院各部门和建工集团的设计师商量了一个通宵，将定点医院所需的物资：血气分析仪、心电图、除颤机、呼吸机等布局到位。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分管后勤工作的新国博方舱医院副院长、仁济医院宁波医院副院长陈尉华表示，尽管方舱工作已近尾声，但他的任务仍然一项项纷至沓来，工作电话不停，对他来说，这已经习以为常。

尤其是改造方舱内定点医院的那几天，陈尉华几乎没有睡觉时间。陈尉华告诉《新民周刊》：“方舱内定点医院更接近于医院，除了部分病床的更换，中央监护站、布线等都得重新设计，需要的相应的设施设备是方舱医院的8倍，达到270多种。”

平时，增加设施设备不难，但在封控期间，物资供应紧张，物流转运也不那么顺畅，想要短时间内配齐，考验着新国博方舱管理者的协调能力。用陈尉华的话来说，那个时候，“物资永远是缺的”，其中，氧气的配备成了最大的难点。

根据统计，方舱内定点医院的病人大约有20%需要吸氧治疗，方舱内条件有限，只能用氧气瓶，而上海的医院多年前已经统一改用管道气源，上哪儿去找救命的氧气瓶呢？

后来，依托于母体医院的支持和各处协调，陈尉华终于找到了四百来个不同规格的氧气瓶，因为都是闲置很多年的氧气瓶，氧气表头、手轮、扳手、氧气推车、适用氧气皮、湿化瓶等也都需要重新配备。

过了一关又来一关，气源又成了接下去要面对的问题。“氧气有相应的行业标准，每个氧气厂只充自己的氧气瓶，为了保证充足的氧气供应，我们请到了6名师傅分成两组，专职负责两个舱的氧气搬运、调换充气，早期氧气推车还没有配备齐全，有一天氧气瓶调换量达到20余瓶，穿着大白防护服，徒手搬运这么重的氧气瓶，很辛苦。”

方舱内定点医院运转起来后，陈尉华注意到，大部分老年病人只需要低流量的氧气，为了减轻氧气专班的工作量，他又多方筹措到了制氧机。

除了氧气，标准病床的配置也一度让陈尉华头疼。“方舱医院里的病床，是折叠病床，但方舱内定点医院要求配备底下有齿轮、可以随时搬运病人的标准病床，而且需要在48个小时内采购到位，难度很大。”他打了很多电话，终于协调到200张病床，在W1和W2舱各配了80张，剩余40张备用。因为展览馆地面条件较差，后来使用过程中病床也有损坏，备用的床也派上了用场。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这一思路贯穿在方舱内定点医院建设的方方面面，陈尉华告诉记者，他们准备的270多种设备设施和耗材，几乎每一样都有了用武之地，保证了病人在方舱内定点医院能够接受及时的检查和治疗。

两个舱共计1920张床位，其中每个舱包括80张重症病人床位，分为4个病区，每个病区20张床位，均设有重症护士台，配有中央屏、心电监护仪、除颤仪、氧饱和仪、输液车、抢救室等设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些硬件没法实现，但能配的必须都给它配备好，少一样东西都不行。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工作理念：心怀希望的同时，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陈尉华说。

在展览场馆中建医院，很多困难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更何况是疫情封控期间。

医疗设备到了、床到了、日用品到了，还有一样东西必须有：标识。“如果没有床号，怎么收病人？没有导视标识，患者和医护人员怎么知道各个区域的功能？”新国博方舱综合协调组组长秦骏接到为方舱内定点医院完成导视标识的任务时，给他的时间只有2天不到，近2000张床位导视既要满足方舱内定点医院医疗的需求，还要能够和之前建院的导视逻辑以及风格一致。“环顾四周，看着组里的小伙伴，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了别人的依靠。”秦骏说。

秦骏首先和护理部商量了床位设置逻辑，其次找到设计公司是否能够连夜加班设计，然后和打印标识的供应商商量，能否凌晨赶工。一宿未眠，按时完成了设计打印。可是，11008张标识按照医疗需求张贴到准确的位置，这项任务如何完成？

舱内人手不多，但标识张贴更是需要专业指导和相关经验，秦骏需要外援。他向之前的社会企业求援，这些企业没有丝毫犹豫，召集员工排除各种阻力志愿支援方舱。“尽管他们到方舱工地都穿着大白防护服，但在当时疫情非常严峻的情况下，能毫不犹豫地逆行，让我非常感动。”秦骏说，张贴标识看似小事，却能看到社会上无数人对抗疫的无私付出，那一夜为方舱医院忙碌的人们，没有人想过回报，心中只有尽快完成工程、早日收治病人的决心。回去的那天，两天两夜没合眼的志愿者小茅兴奋地发了一个朋友圈：“为上海抗疫，做了一点点贡献，上海加油！”

最终，这套创新的方舱内定点医院标识系统，按照新医院导视系统要求结合方舱医院单体数量巨大的特点，做到了一级导视用颜色划分区块；二级导视定区域及功能，区分重点床位、普通观察床；三级导视定方位，做到顺着方向不迷路；四级导视精确定位到床位。秦骏介绍，这一套系统得到国家卫健委巡视组的充分肯定，为方舱内定点医院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任务重：老年病人比例高

靠着43人的管理团队，建工集团700名工人师傅日夜施工和方舱医院3个省市援沪医疗队、第三方保安、保洁、护工的人力资源重新调整，新国博方舱内定点医院于4月21日开始正式收治病人。

尽管做了心理准备，但当第一批病人到达时，医护人员依然感到严峻的压力，原因无他，高龄患者占比太高了。“收治初期，我们收治的9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就有50多位，95岁以上的老人有20多位，100岁以上2人，他们并非都是新冠重症病人，但都是有基础疾病的危重症患者，这对我们的管理和救治造成了极大压力和挑战。”郑军华说。

在方舱医院，“一老一小”是关注的重点人群，老年人往往有各种基础病，照护难度较高，对护理的要求也更高。护理组组长陈敏告诉《新民周刊》，方舱内定点医院尚在筹备阶段时，她就请援沪医疗队尽量挑选ICU或者呼吸科背景的护士参与，同时又为护理队做了几场线上培训，包括各科室的基础护理知识、设备使用教学视频等，护士台的设计，相比方舱医院，也做了改动。“一个是数量上比方舱医院的护士台增加了一倍，从4个增加到8个；另一个是布局上，从原先的竖向分布改为横向分布，这样每组护士照顾到的重病人数量相近，工作强度一致，为了减轻护理人员的工作量，舱内又配了100个左右的护工承担基础护理的工作。”

4月21日11点，医院正式收治病人后，陈敏很快发现了食物的问题。“普通食物对老人来说吃起来很费力，许多人需要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饮食，因此我们联系了仁济的营养师：菜要剁烂，不能用油煎……我们把这些注意事项发给后勤，很快食堂给老人配好了相应的餐食，保证老人生病期间的营养。”

4月23日傍晚，W1舱又出现了新情况。

一位老奶奶在老伴陪伴下入厕时不慎跌倒，巡视护士发现后立即通知当班护士长和值班医生，检查后，发现患者头部皮下血肿，左手背轻微擦伤，其余无不适，这让大家稍微安了心。

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陈敏要求护理团队在入院时用《约翰霍普金斯跌倒坠床风险评估表》对患者的跌倒/坠床的风险等级和风险因素进行评定，对于高风险人群贴上相应标识；同时，向患者做好舱内环境介绍、安全宣教、床头呼叫铃使用方法等，床头贴好“防跌倒”警示标识，每班落实床边交班，落实相应的预防措施。“为了方便这部分患者上厕所，我们后来还采购了可在床边使用的移动座便椅，降低了不良事件发生率。”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方舱内定点医院的医疗工作有序开展，收治年龄最大的患者有101岁的高龄老人，最后都顺利出舱。

善作为：多举措实现方舱内病人“零死亡率”

通过大数据分析奥密克戎感染者，研究者得出了一些共性结论，比如年轻人感染后，症状明显较其他年龄段轻，但也有一定的比例，可能会出现轻症转重症，年轻病人一旦转重，死亡率较高。

31岁的岑先生（化名）因患有基础疾病转入方舱内定点医院，在院期间，他因为腹痛一直被医生和护士密切关注，但不久腹痛进一步加重并转移到右下，医生结合病情给出了阑尾炎的诊断，通过绿色通道被紧急送往仁济医院南部院区（定点医院）进行治疗。经过进一步诊断，岑先生得的是急性化脓性阑尾穿孔及腹膜炎，是阑尾炎中比较严重的情况，如果没有及时转运，后果不堪设想。

成功转运病人案例的背后，是方舱内定点医院一整套完善的医疗救治举措。

分管医疗工作的方舱医院副院长徐卿荣向《新民周刊》介绍，方舱医院成立之初，医疗组成立了专家组，根据各医疗队医生的专业、职称、所在医院的级别，以及联合由仁济总协调的世博方舱和仁济医院本部，建立了一个包括呼吸科、心内科、神经内科、普外科在内二十几个专科的联合专家组。“如果舱内病人出现问题，首先是医疗队内的专家进行会诊；如果解决不了，可以请舱内医生再做会诊；如果还是处理不了，那就请联合专家组中的专家一起协同解决。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定期举行世博、新国博、仁济南院多院区多学科会诊（MDT），另专门有一支以仁济管理为基础的转运救治工作小组负责落实，基本上可以在一个仁济的框架内做到特殊病人、重症病人‘一事一协调，一事一对策’，闭环解决两所市级大型方舱医院大部分的医疗问题——这种通过畅通仁济内部‘微循环’的创新工作方法，也有利于打通当时整个上海转运工作的大动脉，切实提高方舱医院的诊疗水平，早期发现危重病人，防止病人病情加重。”徐卿荣说。

通过“早预警、早识别、早诊断、早治疗、早转诊”，新国博方舱内定点医院及时转运了684名重症患者至定点医院。“因为ICU要求有独立的空间，但展览中心上面没有封顶，并不符合院感要求，各方面硬件设备和医院也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方舱内定点医院只能作为定点医院医疗资源紧张时，观察重点病人的场所。方舱内定点医院的建设，完善了新冠肺炎患者的三级收治体系，即无症状和轻症病人收治到方舱医院，普通型病人收治到方舱内定点医院，重症和危重症转运到定点医院，有利于防止轻症转重症、危重症，全力以赴救治重症患者，最后也实现了方舱内病人零死亡的目标。”徐卿荣表示，这些理念和举措都是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

从无到有的方舱内定点医院，在本轮疫情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一家医院的建设没有三五年是不够的，因此在方舱内定点医院建设之初，也曾有人提出质疑，但一个多月运转下来，我切实感到它的重要性，堪称此次疫情中一项宝贵的创新经验。”郑军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