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

右图：埃及金字塔。

右图：（左）摩亨佐·达罗

（右）哈拉巴

左图：希腊迈锡尼遗址。著名的建筑“狮门”被认为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这些人生活的时代留下的建筑。

上图：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王朝的更替，主语“中国”不断地向谓语“中国”转化，中原之外，江南、岭南、满蒙回藏以至台湾、澎湖等附属岛屿也都被“中国”了，都成为中华文明多元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的牢不可分的一部分。

撰稿｜毕会成

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在从特洛伊的归国途中，被说唱艺人对自己往事的咏唱感动得热泪涕零。这些往事都是奥德修斯的亲身经历，但经历只有在被建构成一个故事时才能获得为人所理解的意义，并带来与现实的和解。没有谁是自身行动的主宰者，因为行动总是发生在与别人的关系中。在经过一系列中介和转换之后，行动的后果脱离了他原来的预想和控制；当这样的链条拉得足够长的时候，他甚至无法理解自己的行动，看不清行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时，说唱艺人出现了，他能够结合行动之外的各种因素，将它安放到某个特定的过程或其侧面中，从而行动的意义不对行动者打开，而只是提供给说唱艺人事后的馈赠。说唱艺人就是历史学家的原型，他的站位只能在历史发生之后，准确地说是在历史事件的或近或远的结果都充分涌现之后。这样，历史意义的裁断者就不是历史本身（由历史去裁断历史本身的意义，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同义反复），而是历史学家。历史先于故事，却只能在故事中呈现。

“讲好中国故事”关乎历史学家裁断者身份的确立，也是当代中国人不负先祖辉煌历史的自我证明。2022年7月29日，“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在上海博物馆拉开帷幕，本次展览作为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首展，通过对来自河南博物院、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20余家文博机构收藏的夏商周三代的217组文物进行年代学和器物学的布排，从上古（青铜）文明的角度来回答“何以中国”这个宏大的国家命题。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代图腾，它的意识形态认同需要征用和转换传统的文化资源，这个国家认同动员工程对于任何现代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在这方面的得天独厚（“受神宠”的世俗说法）之处在于，我们的文化认同可以直抵国家疆域内最早的文化遗存。上海博物馆选取夏代晚期网格纹鼎，商代中期兽面纹方鼎和战国晚期“嵌金银团花纹带流鼎”，分别作为三个时代的象征，清晰地表明为中国所特有的钟鸣鼎食的礼乐文化从来都不曾间断过。在世界五大古文明区域中，只有中国如此。

一条无法跨越的河流

古埃及文明早在公元前525年就被波斯人强暴了，沦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后来又遭遇马其顿—希腊和罗马的长期殖民化征服，土著社会羁縻不振，宫廷和城市上层都说古希腊—拉丁语并以此为傲。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宣称要把包括埃及人在其内的中东从西方的殖民奴役中解放出来，结果却是埃及彻底的阿拉伯化（种族上）和伊斯兰化（文化上），本土的科普特语完全退出日常应用。夕阳下的金字塔在说阿拉伯语的当代埃及人眼中更多作为旅游资源，或者像对外来旅游者一样，成为一种文化奇观：在并不看重肉体的伊斯兰信仰中，构建这么大的建筑物来保存一个人的尸体有什么意义呢？今天的埃及人与当年修建金字塔和躺在金字塔里的人们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跨越的河流，他们站在两岸相互打量，却没有对话。今天的埃及人当然也会为“他们的”金字塔而骄傲，但骄傲是抽象的，骄傲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们恰好落在了埃及这个现代国家的疆域内。而且这个现代国家的界线也是由他人（西方殖民者）划定的，所以埃及在陆地上与他国（利比亚、苏丹）的界线是笔直的几何图形，负责划线的殖民者并不认为这个国家有什么特殊的历史、文化传承值得在界线上予以体现或尊重。

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代的古印度的青铜文化令人印象深刻：二百多个城市遗址像一长串断了线的珍珠撒落在印度河流域的广阔地区，其中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两城甚至发现了公共照明以及管道排污系统的遗迹。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如此接近现代建城理念的城市建筑居然是在文字和沟通手段极其原始的条件下完成的：它的文字——如果那些符号也算一种文字的话——只出现在印章上，考古发现的刻有文字图案的印章一共有2500枚，但从中提取出来的文字符号只有400多个。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经历了一场无法断定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巨大灾变之后，这个在考古上被称为印度河文明的古文明在整个印度河流域同时消失了，之后来到这里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来自高加索的雅利安人。他们与印度河文明的毁灭之间的关系至今仍在争论中：到底是他们的到来毁灭了古文明？还是他们利用了古文明的毁灭所造成的权力真空才来到这里？不管怎样，他们的到来代表着这个次大陆告别了一种乐世主义的文明范式，开始转向极度的禁欲主义和内省。所以，即便后来（20世纪20年代）印度河的城市遗址被发掘，它的文化轮廓也不可能被拼凑出来。属于青铜文化的城市遗址静静地躺在那里，但它与印度当下的社会生活完全无关。

你方唱罢我登场

离开高加索之后在欧洲本土迁徙的雅利安人，最早到的是希腊半岛。那个半岛的最南端以及克里特岛上，早在公元前2000年代也出现了一期文明——地中海民族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但当他们来到这里时，也像印度雅利安人一样，面对的只是古文明的废墟。而且他们与古文明的毁灭之间的关系也像在印度那样莫衷一是：到底他们是毁灭了古文明之后才入主这里的？还是他们的入主借助了古文明的毁灭，而杀害古文明的凶手另有其人？古文明在当地留下的唯一记忆就是那场因为海伦的爱情而引起的战争——特洛伊战争。但当吟唱它的《荷马史诗》定稿时，人们发现，除了那场战争的情节梗概之外，几乎所有的历史细节都是新文明的，比如，史诗里的英雄们乘马车进入战场，然后跳下车来作战——新来的希腊人只是听说过战车兵，但骑马或徒步作战的他们想象不出战车兵作战的样子，所以只好把战车当作纯粹的交通工具来用。所以，当希腊的古文明在20世纪20年代也以建筑遗存的形式被发掘时，人们面对克里特的迷宫也只有惊讶。惊讶是失语的症候，而失语又是文明断裂在语言表达上的症候。如此奢华的配备浴室和冲水厕所的多层建筑简直太现代了，但却不属于真正的希腊人，希腊人没有多层建筑，中世纪的欧洲人终于有了多层建筑（城堡），但城堡是用于防御的，阴暗湿冷，住在里面的贵族或国王们枕戈待旦，却常年不能洗澡。这样的欧洲人或许对迷宫的建筑细部或阿伽门农金面具的掐丝技术津津乐道，但是他们进入不了克里特—迈锡尼人的灵魂，后者的文字（线形文字a）仍像谜一样地挺在那里，拒绝被释读。

两河流域处在亚欧大陆的走廊地带，走廊地带频繁的文化碰撞有助于说明最早的文明（公元前3000年代）何以产生于此，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那么多的文明——从苏美尔到巴比伦，再到亚述、波斯——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年，却终究没有一种文明能一以贯之地经历文明的所有阶段：参与文明征服（毁灭）接力的文明总是在征服了别人几百年之后，又被别的文明所征服；而且这种接力很难产生文明的累进发展，一种被征服的外族文明，并不能激发征服者俯身继承的意志。这就可以解释，四千多年以后，在游牧的贝都因人到达这些曾经的古文明区域时，根本没有遭遇真正的抵抗——没有哪一种古文明的后裔会认为自己对整个中东文明的命运负有责任：假如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被毁了，谁会去阻止或为此复仇？巴比伦人？米底人？还是亚述人？对于中东世界，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更可怕的是，伊斯兰教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占领了他们的灵魂，四千年的古文明，汉谟拉比法典和世界上最早的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字）仿佛从来就不曾光顾这片既幸运又可悲的土地。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相对而言，出现在中华文明地平线上的夏人一上来就在河南洛阳的二里头大手笔营造王都，为后世一举奠定了“天地君亲师”的文化基建盘，然后经过商代在精神—神话世界和人心秩序上的苦心经营，经过周代史诗般的征伐和在政治秩序上的杰出擘画，终于成就后人回望视野中的“上古黄金三代”，即便经历了秦汉时期（汉族）民族意识边界和国家边界的双重确立，隋唐的梵华同化和儒释混成，明清的改土归流与东亚朝贡体系，仍然让我们神往不已、心悸不已。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并非人人可以释读，但它让人感觉亲切，我们今天的文字就是从它那里演化而来的。我们可能不知道到底是哪些人制作了这些青铜器，但我们就是这些人的后代，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构想和铸造这些国之重典时的崇高与悲壮。这种与古文明及其遗存打交道的情感方式是独属于我们的。上古文明对于我们，不是纯粹的过去时，而是现在完成时，因为它们在今天仍然有意义。我们对跽坐人形玉佩的审美热情或许会让一个外国人大惑不解：这枚出土于安阳小屯妇好墓的商代晚期玉佩，刻画的是当时人们一种古怪得怎么看也与举止优雅扯不上边的坐姿。但是没办法，玉佩被据以制作出来的审美原则此刻正在规范我们观看它的方式。发生在博物馆里的此种审美与美术馆不同，它首先是文化性或民族性的。一个上海人或其他中国人在上海博物馆这种特殊的空间里——这种空间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用来安放时间或时代的——踟蹰，独自面对自己国族的过去，想象自己虽然渺小，却是这一切过去携带着它全部复杂的运动以及错综繁多的交互关系而结出来的果实，他暂时性地处在历史的终点上，这时的他就是一个传奇，民族认同就是在这样的瞬间被坚不可摧地建立起来的。

河南出土的文物运到上海来展出，这意味着或者可以意味着什么？在近代以前，河南是最具民族象征意义的地理空间概念。本次展览的主题词“宅兹中国”源出西周青铜器何尊的腹底铭文，这也是有关“中国”一词最早的记载，说的是成王在武王灭商之后要在地处“国之中央”（“中国”的本义）的洛邑营建东都，因为“古之王者”，依例都要“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吕氏春秋·慎势》）。当然这里的“中”同时也要兼顾文化意义上的“中央”或“中心”，所以往往表现为一个范围，一个地理中心区域与文化中心区域的交集，比如洛邑所在的河洛之间。这种体现于古代都城选址中的“求中”、“择中”理念，不但形成了以王都为中心的辐辏型的统治格局，而且便利了京师作为文化中央高地对四方“诸夏”的文化漫灌和提掖。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王朝的更替，主语“中国”不断地向谓语“中国”转化，中原之外，江南、岭南、满蒙回藏以至台湾、澎湖等附属岛屿也都被“中国”了，都成为中华文明多元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的牢不可分的一部分。

上海是另一个“中国”——“国之中央”。它是作为这样一个码头进入中国近代史的，这个码头代表含义广泛的中介：它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轴，又连接了长江与太平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与最大的海洋的中介，是陆上中国与海上中国、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中介。以上海作为“中国”的21世纪，意味着中国在传统的陆地文明之外又经营拓展出别有洞天的深蓝色的海洋文明。这些文物从最早的“中国”出发，来到最新的“中国”，这个路线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一路向前的隐喻。（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