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演讲能听懂吗
苗炜
专栏作家
Columnist
读书，写字，旅游，锻炼
赵元任等放弃1913年的杂交国语，转而提倡北京官话。
我进北师大读书的时候，知道中文系有一位大学问家叫黎锦熙，现代汉语语法的奠基人之一，不过已经去世。今年师大校庆，拍了个电影叫《无负今日》，三个小短片。其中第一个讲的是1925年，黎锦熙在女师大教室里讲课，他拿鲁迅《故乡》中的一句做语法分析，“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里左右，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黑板上有板书，正是黎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中用的句法图解，讲句子的主干和枝叶。正讲着课，鲁迅来了，站在教室门口听，被黎先生请进教室。课散了，黎锦熙和鲁迅在校园里溜达，黎锦熙说，梁任公今天在师大演讲，你要不要去听。
转场是梁任公在师大校园里演讲，虚化处理，梁启超不出声。电影《无负今日》这段演讲戏中，最重要的情节是黎锦熙认为梁启超那一口广东话听不懂，边上的钱玄同说，我们正要成立“数人会”，推广标准国语。刘半农、赵元任、林语堂都参与此事。
清华大学教授王东杰有一本书叫《声入人心》，讲的就是“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国语该是什么样，国语该如何发音，这件事争论了几十年。简单来说，当年有一场“京国之争”，王照及学生王璞等人主张用北京话当“国语”，吴稚晖、钱玄同等人主张用南京官话或者武汉话为“国语”，这是一个很简单粗略的概括。当时“国语派”蔑视京音，说北京话是满清的语言，北方语言早就受到蛮夷影响了，不纯了。
日本人的言文一致运动确定以首都的东京话为标准口音，中国确定普通话读音，就要以首都读音为标准吗？要以哪个首都为标准？是满清的北京还是民国的南京？政治地位能代表语言地位吗？1917年8月，钱玄同给陈独秀写过一封信，号召新文化运动要担当制定“标准国语”的政策，他说，难道该让那些专讲“干脆”“反正”“干么”“您好”“取灯儿”“钱串子”称不要为pie，称不用为pong的人，在共和时代还仗着他那“天子脚下地方”的臭牌子，说什么“日本以东京语为国语，德国以柏林语为国语，故我国当以北京话为国语”，借这似是而非的语来抹杀一切，专用北京土话做国语吗？陈独秀回复说，用国语为文，当然采用各省多数人通用的语言。北京话也不过是一种特别方言，哪能算是国语呢？
1920年春天，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教师张士一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国语统一问题》，他认为，1913年的国音方案是“特地去造成的混合语”，想的是“大家有份，至公无私，不偏不倚”，这样就会被“一般人”所拥护，然而全国都找不出一个人是照他说话的，那就等于没有。而方言是在一个地方通行的活语言，拿来作为标准是最为爽快的办法。张老师在哥伦比亚大学拿的硕士学位，自称其说的话是北京话、南京话、上海话和吴江话的混合，身为一个江苏人，他力挺北京话，他说北京话也有“许多很粗俗不堪的分子”，所以要以“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所说的话”为标准。这篇文章引起的大讨论，史称“京国之争”。
1924年2月，瑞典语言学家Bernhard Karlgren给赵元任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放弃一种发明出来的语言，转而使用一种有一大群“自然地把它作为母语说”的“活语言”。Bernhard Karlgren说，你不能人为地编造一种语言，让它在一群分歧很大的方言之中成为一种自由使用的语言。如果你不放弃乌托邦式的努力，一种语言就越过你的头顶，自然发展成一门不那么高级的语言。赵元任、钱玄同和黎锦熙成立“数人会”，放弃1913年的杂交国语，转而提倡北京官话。这就是电影《无负今日》中的那一段戏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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