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联盟为何又一次“难产”

12个中超投资方支持成立中超联盟

由于疫情的缘故，本赛季的中超开赛时间迟迟未能确定，因此各俱乐部投资人也在近期召开了会议，共同商讨联赛“减薪”等措施的实施。不过就是在这样需要投资人集体决策表决的时候，迟迟未能落实成立的职业联盟，再次被搬上了台面。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足协还是各家俱乐部投资人，一直都在酝酿“职业联盟”的成立，特别是2019年赛季结束后，职业联盟筹备工作被提上日程。去年10月，中国足协还曾经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11月底完成审批，年底挂牌成立”，随后伴随着广州富力的张力出任牵头人，魏江雷、刘军两位职业经理人参与工作，甚至职业联盟的内部架构也都已经梳理清楚。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职业联盟的成立工作却再次被叫停，其中的缘由或许也不仅仅是“足协不肯放权”这样简单。随着魏江雷短短工作不到三个月便离开了足球圈，转到富力地产担任集团副总经理兼商业运营管理公司总裁，也宣告着此前职业联盟的筹备工作，做了无用功。

本版撰稿 特约记者 张腾

进展 职业联盟方案未被总局通过

众所周知，自中超成立以来，整个中超联赛的经营、运营工作，都是由中超公司承担。这其中不仅仅是联赛的运营保障和品牌宣传工作，更重要的是联赛的商务开发、版权经营、俱乐部分红等，中超公司承担了联赛“收钱”和“分钱”的主要职能。按照投资人代表和中国足协最初的设想，成立的职业联盟同样是要进行公司化运作，并且取代中超公司。在去年底，魏江雷等开始参与职业联盟工作时，甚至已经传出中超公司大部分高层调离，中层人员观望的消息。

但就是这样的设想，却违背了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根据《方案》第十四条，明确要“调整组建职业联赛理事会”，建立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的职业联赛理事会，负责组织和管理职业联赛。而根据民政部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2月6日修正版）》，明确规定“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这显然与职业联盟完全取代中超公司，从政策上就存在了悖论。

据了解，在去年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就中国足协报批的职业联盟成立方案没有予以通过，其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要按照《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文件精神，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并且按照文件精神，由中国足协派驻相关人员到职业联盟理事会任职，并且从基本政策制度、俱乐部准入审查、纪律和仲裁、重大事项决定等方面对理事会进行监管。

这从根本上，可以说与很多投资人成立职业联盟的初衷不符，包括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此前也表示，“足协会给予职业联盟更大的运作空间，让联盟更有自主权、话语权和经营权，落实管办分离。”而按照文件精神，足协人员进驻理事会，并且有监管权，职业联盟就更像是足协下属的联赛管理部门，缺乏独立性，这也就是投资人在接受采访时，表露的“足协不愿放权”的原因之一。

在职业联盟搁浅一事曝出后，中国足协在上周进行了官方回应。回应称“中国足协按照《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第十四条的具体要求，对原有方案做了必要的调整和充实。中国足协将继续按照总体方案的要求，推动职业联赛理事会的成立，促进职业联赛的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足协的表述中，没有再提及“职业联盟”的用词。

从足协的回应，以及记者的了解，目前中国足协已经修改了此前“职业联盟”的方案，并按照文件精神，正在重新酝酿和筹备“职业联赛理事会”，以进一步对联赛进行改革，但是此前的时间表已经被推翻，新的时间表却还没有再次提上日程。据记者了解，目前中超公司已经重新开始恢复工作，此前一些原本已经准备调离的人员，也恢复到了过去的工作节奏中，至少从近期看，短时间内中超联赛将按照过去的模式继续运营下去。

焦点 投资人想要更多“话语权”

在职业联盟成立的过程中，中超各俱乐部的投资人也都明确诉求，那就是在投入大量资金后，中超俱乐部需要更多的话语权。在2019年6月中超各家俱乐部投资人签字的《加快成立职业联盟的建议》上，各家俱乐部投资人明确，中超联赛公司拥有联赛全部知识产权开发和商业开发权利，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根据这份共识，今后各家俱乐部除了主场门票收入归各自俱乐部所有之外，其余联赛所有的赛事权益，则全部归职业联盟所有，并进行再分配。同时，这份建议也明确提出了宏伟目标，那就是2022年中超联赛收入达到100亿元，2025年收入达到150亿元。

按照这一方案，各家俱乐部将拥有对于联赛运营、管理和规则制定更多的话语权、更多的商务权益、更多的联赛股权，更多的分红机会。事实上，国际成熟的体育联盟，无论是NBA还是英超联赛，也都是采取了类似的职业联盟机制，来进行赛事运营和商务开发。

但相比于国际成熟的职业体育联盟，国内除了职业体育运营之外，还有一条高高的红线，那就是对于运动成绩、竞技成绩的硬指标。无论是国家队、国奥队、男足、女足，都要面临着国字号队伍成绩的压力。这样的压力，特别是在一些俱乐部利益和国家队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否要让“资本”说了算，还是要让行政命令说了算。至少从目前的情况下，仍然是行政指挥着中国足球的具体发展措施，无论是此前的国字号军训，成立国家集训队等，事实上都是和市场行为有所违背，但是在竞技体育出成绩的硬指标下，却也最终得到落实。

虽然中超各俱乐部都非常“讲政治”，但如果真正实现“资本”主导联盟，那么今后再次出现行政命令和市场化冲突时，改如何调节和解决，就成了问题。换句话说，当国家需要时，联赛和球员，作为资本控制的资产，究竟是否还有执行力和控制力，实际上是职业联盟所谓“放权”最大的本质问题。此外，资本在逐利时的不理性，在职业联盟成立后，是否会导致联赛集体决策偏差，也是相关部门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足协 我们想一起把市场蛋糕做大

中国足协一位权威人士介绍说，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是中国足协自去年8月换届以来就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有关筹备进展，中国足协与筹备组成员都是及时进行信息共享的，筹备组中有广州富力的黄盛华、河南建业的杨楠、山东鲁能的孙华、大连人的张霖等代表，“我们在准入、赛程、赛制的调整上都会和筹备组成员保持密切沟通，足协这段时间的一些重大决策包括降薪等他们也都参与了。”

他还强调协会和理事会是良性互动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对立起来，否则将是对中国足球不负责任。

对于中国足协被质疑不愿放权，该人士表示，足协不会揽权，而是要放权，职业联赛理事会将有独立的经营权、管理权和分配权，足协只是在重大事项上拥有监管权，并通过互派代表确保机制的完善。他还表示，足协愿意和职业联赛理事会一起把联赛市场蛋糕做大、帮助改善俱乐部经营情况。“足协是政策的制定者，目前很多政策就是为了给俱乐部松绑、降低俱乐部运营成本。疫情带来了很大影响，但我相信这个困难不会是永久性的。帮助俱乐部培养自我造血、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中国的职业俱乐部还太少，需要慢慢繁荣起来，这是协会要做的事情，我们创造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大环境，包括带动专业球场建设、推动足球文化建设等。”

警惕 空前财务危机

事实上，成立职业联盟，根本上还是“投资人”要话语权的表现，其本质上与16年前罗宁、张海等牵头成立的G7有着相同的初衷。特别是随着疫情的影响，各家房地产企业现金流都面临空前紧缩，在银根紧缩，一分钱都要掰两半过日子的情况下，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高投入、低回报，成为了各家俱乐部背后财团“收缩战线”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控制成本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第一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20365亿元，同比下降24.7%，很多大型房地产企业、大型财团在疫情之下都面临着经营压力。众所周知，目前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开源节流”，控制支出、降低成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超外援动辄上亿人民币的年薪，就显得非常突兀。

事实上，本赛季开始前，已经有多家中乙、中甲俱乐部破产和退赛，其根本原因就是球队运营成本太高，球员薪资居高不下，俱乐部本身又缺乏造血能力。而中超事实上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加之本赛季中超公司因为被赞助商拖欠款项达三个多亿，因此各家俱乐部分红也没有完全到位，在疫情的冲击和挤兑下，中超俱乐部的经济压力只增不减。尽管中超已经在去年进行了限薪、“四大帽”等财政措施，但是各家俱乐部仍然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无法解决。在现实压力面前，如果投资人不能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联赛不能开放更多商务权益，进行“开源”，那么中超联赛发生大规模财务危机，甚至像本赛季中甲、中乙一样出现球队退赛等问题，都存在很高的风险。

目前，中国足协对于联赛健康的保障体系，其根本上是足协的准入审核+联赛保证金的形式，但即便如此，中超联赛未来两年出现投入的“缩水”大势已经不可避免。在10年前，伴随着联赛萧条出现的“假赌黑”，以及一系列球员保障问题，造就了中国职业足球最为混乱的时代。10年之后，中国足球再一次走在了十字路口上。原本各家俱乐部投资人期望的“职业联盟”这根救命稻草，最后没有成为现实，资本最终没有掌控更多的话语权。在这样有些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超联赛也应该有所预案，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那么对于一直缺乏足够造血能力的俱乐部，联赛应该对他们进行究竟该如何“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