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 一位知识分子的用世之心

◆侯体健

出生于1934年，王水照先生无疑称得上是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第一人。先生一生的热情在于学术，然而，作为他的助手，我最初对先生的了解，不是他的《苏轼论稿》，而是《苏轼选集》，还有他和崔铭合著的《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更多的青年朋友喜欢先生早年所作的《宋代散文选注》，就此，先生曾说：“普及性的读物要做好，我很高兴他们因为我的那些小书，爱上古典文学。”

宋代的文学家中，王先生最爱苏东坡。在他看来，苏东坡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身份从诗人、文章家、书法家、政治家、绘画家到美食家不一而足，他的一生乐观豁达，三起三落却仍保持初心，关注社稷，追求美好事物，坚持艺术创作。“后世的知识分子都爱以苏东坡为榜样。”王水照先生如是说。

1 “三角地”与文学史

13岁那年，王水照先生从浙江余姚西部一个偏僻小镇去县立中学求学时，看到县城外竖有一方石碑，上镌“文献名邦”四个颜体大字。后来他知道，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和黄宗羲是自己的四大乡贤，并且四人与宋代学术、文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

王先生后来走上宋代文学研究道路，更直接的原因是1955年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开始于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北大中文系得益甚多，包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在内的众多名师宿儒纷纷云集未名湖畔。王先生入学北大中文系的1955年，正值这一辉煌时期。其时，文学研究界的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吴小如和语言学界的王力、魏建功、周祖谟、高名凯等先生，组成了强大的教学阵容，以致让学生们惊叹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学习良机。“寝室的学习氛围也很浓，每天睡觉的时候都不忘问问上铺：‘今天看了什么好书？’如果他看的书我没看过，又很有兴趣看，第二天我就要找来认真读读，和同学们交流。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学习的愉悦之中了。”

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这批还没有学完文学史的在读大学生编写了一套自己的“文学史”，也就是轰动一时的北大中文系55级的“红皮”《中国文学史》。先生说，用今日严肃的学术眼光审视这部《中国文学史》，可以留给后人的东西不多，但它对个人的成长与集体的凝聚却有很大作用，至少对他个人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被组织安排在宋元组，并且被指定为负责人，王先生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宋代部分的文献资料，为他后来的文学研究指引了最基本的方向，也让他与宋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红皮”《中国文学史》没出多久，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几次文学史问题讨论会，帮助学生们认识其中的错误和不足。王水照印象最深的，是时任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先生所作的总结发言，何先生表示文学史有规律可循，但是寻找规律是十分艰难的，告诫学生们“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宋元组的指导老师是吴小如先生，也是从那时起，王水照先生与小如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我和小如先生之间有许多关于具体问题的讨论，现在还记在书的页眉间。让我更感动的是，小如先生审改后的稿子都是他送到我宿舍来，不让我过去取，他说恰好可以借此机会活动身子。”大概不到一年时间，师生同心协力，修订成了一部篇幅翻倍的“黄皮”《中国文学史》。

编写完“黄皮”文学史，王水照先生进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一进所又投入到新的《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去了。由于大学时代的那段经历，他顺理成章地承担起唐宋段的编撰任务，治学领域和主攻方向也正式确定为唐宋文学，直到1978年，因为要与家人团聚，调离北京，来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

“我把自己的学术生涯概括为‘三角地’与文学史”，王水照先生道。“三角地”是北大一个公布重要信息的地方，因而第一层意思是说北大中文系是学术生涯最重要的起点；第二层意思是指他一生问学的三个地方：北大中文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在北大中文系他参与编写了两部文学史，在社科院文学所也参与编写了一部文学史，在复旦则是教文学史。

2 对钱锺书先生最好的纪念

北大毕业进入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水照先生一直说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文学所工作的18年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段，是他吸取各类养料的重要时段。更重要的是，他在文学所遇到了两位影响了他一生的老师，一位是当时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先生，何其芳先生强调文学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而另一位就是他的工作指导老师钱锺书先生。

王水照先生在文学研究所工作18年，与钱锺书先生有师生之实。对于嗜书如命的钱锺书先生，王先生充满感情。“没有书的地方是待不下去的。”和钱先生的交往中，类似的表述，他印象深刻。王先生的学术随笔《鳞爪文辑》出版后，“钱锺书迷”们竞相购买，因为该书第一组文章便是“钱学拾零”，收录相关文章10余篇，披露了许多珍贵材料。但当上海某电视台《大师》栏目某一期做钱锺书专题而邀请王先生出镜时，他婉辞不去。

“钱锺书先生以他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精妙境界。”在渊浩广博的“钱学”中，王先生首先关注的便是“钱锺书与宋诗研究”，从《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整理辑录有关宋诗研究的资料共50余万字，涉及300余位宋代诗人，以备系统总结分析钱先生的宋诗研究成果，展示出“钱氏宋诗学”博通精思的特点。接触过《钱锺书手稿集》的人都知道，该书诚为古代文学研究之宝藏，可惜勾连涂抹，一片斑斓，熟悉钱锺书手书字迹和行文风格的王先生，也曾经感叹“眼力不济，认不清；对他手书不熟，认不准；学力不足，读不懂”，可谓遗憾至极。但王先生仍然不辞辛劳，与学生一起辨字辑文，初步利用该书进行学术研究。“如何整合钱先生散见的学术观点，勾勒出‘钱学潜体系’，让钱先生的学术发扬光大，是后辈学人的责任，亦是我对先生的纪念。”王水照先生说，“离开文学所至今已经四十年了，但是我还是很怀念那段时光。”

3 学者的使命与反省

早年在文学所的时候，王水照先生出版了独立署名的第一本小书——《宋代散文选注》，这开拓了先生后来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即古代散文研究。

那时王先生接到陈友琴先生的邀请，开始选注宋代散文。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他把文学所有关散文、文章学的材料，特别是各种选本都认真读了一遍。在阅读这些文献的时候，他注意到古代散文研究是很有学术价值的领域，但困难也很大，难点和盲点甚多。

面对丰富的宋代散文，先生发现对文章的分析，学界尚缺少一套稳定的批评术语，“要检验有没有文学性、审美性，多数是依照西洋的文学观念来要求的，这对于我们中国文学是不合适的，这个帽子戴不上。我们的古代文章有自己的发展系统。”从这时起，他就开始收集各类序跋、书信中的论文之语，尝试辑录古代的论“文”文献，力图从中梳理批评范畴和术语，并进行准确稳妥的现代阐释，总结出“中国古代文章学”的理论体系。

2007年，历经十余年，王水照先生编辑的《历代文话》出版，该书遵循“应有尽有、应无尽无”的学术要求，收录自宋至民国的文话143种，繁体竖排配以新式标点，每种之前撰有提要，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整理了文话著作。

王水照先生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过“中国的文学史”与“中国文学的史”两个概念的不同，前者是以现行的西方文学观念统摄的国别文学史，而后者则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学特质认识上的独特文学史。有一段时间，先生最爱提的便是王葆心的《古文辞通义》一书，这部文章学著作就是站在中国本土文学立场上的著作，先生还认为它弥补了《历代文话》不收单篇序跋文论的缺陷。我想，这种眼光实际上已超越了具体的文章学研究，而与他探索中国文学本土特质的学术追求密不可分，更是其强烈的人文关怀与历史使命感在文学研究中的投射。

王水照先生在复旦的办公室位于光华楼12楼，从地面到书桌，四处是堆得一人高的各类著作，人只有在书的夹缝中才能落脚。先生在办公室接待过不少著名学者，在办公室会见最多的，还数先生的学生们。每两周一次的师生见面会，先生恐怕已经坚持了几十年了。先生带学生的方式，根本不是给学生开设课表上有限的课程，而是循着师父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定期见面，定期讨论，交流学术动态。

他是“学院化”的学者，但在文史普及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他一直和学生们说，不要把“学院派”与“大众化”对立起来，而应该结合起来。让真正的学者去做最广泛的普及工作，才是最好的状况。先生涉猎的学术领域虽然很广，但用心最切、用力最深的无疑是宋代文学。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普遍蕴含的文化使命感与用世之心，对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无论是公开发表的论著里，还是课堂上，先生虽从不奢谈使命感、学术良心、当代意识之类的话语，但他执着的学术道路、宏深的学术境界、春风化雨般温润和煦的人格魅力与影响力，无不彰显出他对文化使命感与用世之心的默默践行。

耄耋之年的先生仍会每天和书待在一起，读得最多的仍然是东坡先生的书。与东坡先生相伴多年，他有一个梦，希望可以根据现存的各类资料来恢复《注东坡先生诗》全文。在光华楼草坪上，我有时抬头遥遥地寻找着1206室的窗户，就好像仰望先生这座学术高峰，让我看到晴空云彩，获得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