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底气 防病毒、防传染,还须防假冒! “好吃时完了,晓得时搞了” 人体电流哪里来 战疫时刻话卫生 爱好“封片戳” “昂碰昂” 年初一的早晨
第14版:星期天夜光杯/夜光杯 2020-02-09

年初一的早晨

烁 渊

凡大年初一,还窝在病房里的患者,一般都身染大病。我便是其中之一。41年前,我在龙华医院度过一个惊恐的春节。

那个除夕之夜,“雪纷纷,掩重门”,孤寒难忍。一间8张床的病房,7位病友回家过年,唯有我独守冰冷的空房。

何尝不想回家?回不去啊!不幸被诊断为“不死的癌症”强直性脊柱炎,不止是寸步难行,就是卧床也是“痛不欲生”。医嘱为家族遗传,不治之症。

想到此,不禁一阵惊恐:我还会有明天吗?

年初一的早晨,无情的风雪“歇脚”了。“雪晴天地一冰壶。”面对四周苍白的墙,心中浮现一阵落寞与惆怅……

“8床,有人来看你了!”一位护士在病房门口招呼。

啊,是她,寄明大姐,怎么会是她。

她紧握我的手:“小朱,新年好!”

“大姐,新年好!”我喜出望外,孤寒的心顿时一热。

她听出版社一位朋友说起我在生病。前两天,她去了我家,才知道我在龙华医院。

她从包里拿出一袋饼干与两听麦乳精,说:“午睡以后,冲一杯喝喝。”话语就像慈母般亲切的叮咛。

她坐在我床边,轻声讲起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吴运铎的故事,鼓励我即使将来遭遇不测,也可以有所作为。临别时,她肯定地说:“国家在发展,医学在进步,今天的一些疑难杂症,以后一定可以攻克。”一番和风细雨,温暖了悲凉的病房,我惊恐的心渐渐舒解。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出版社组织的一次音乐创作座谈会上。主持人汪玲把我领到她的座前:“这是上海港的词作者小朱。”继而对我说:“这是上影厂的寄明。”

哦,寄明,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大姐好。”我说。她立即起身,跟我握手。那天,她身着深藏青两用衫,脚上一双布鞋,一头齐耳短发,眼镜的镜片上密纹一圈圈。

“小朱,你好,以后可以为我们电影插曲写词吗?”

“好的,好的,可是,我以前没写过。”

“没关系,我看过你的作品,可以写。”

没想到半个月之后,接到她的电话,约我到她家里谈创作。我受宠若惊:寄明是位大作曲家,《李时珍》《春满人间》《燕归来》《金沙江畔》等二十几部影片都回响她的旋律。其中《英雄小八路》插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传唱、培育了几代中华儿女,后来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而我只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业余作者,两者有天渊之别。受她如此抬举,我既兴奋又不安。

那天下午,如约走进复兴西路34号寄明的居所。她递给我一本标题为《朝霞异彩》的电影分镜头剧本,并翻到导演安排配歌的一组画面,细说镜头的组接方式与时长,还提示这样的时长对歌词篇幅的要求。我就像个小学生越级聆听大师“解惑”。

一个星期之后,她摸到我家里来了——豫园附近一个三层阁上,送来了《英雄小八路》等三个电影分镜头剧本及插曲的歌词,为我提供创作的范本。她告诉我,马上要随摄制组去邯郸体验生活,写好的歌词直接寄到河北。

后来我就“邯郸学步”,通过多次信件来往,按她意见反复修改。就在这样的“函授”过程中,我逐步熟悉了电影插曲创作的“套路”。

拜她吉言所赐,我的“不治之症”终被当代医学控制,没有恶化到瘫痪。可是,她自己后来却被病魔残酷地剥夺了明天。

寄明从邯郸体验生活回来之后,介绍我加人“聂耳星海学会”,与音乐界前辈一起,感受两位人民音乐家在民族解放的焦土上爆发火花的灵魂,体会艺术应该担负的使命。

有一次,学会组织讨论张充仁先生为聂耳创作的半身雕塑像。在会前签到的时候,寄明手捏签到笔,好像在想什么,迟疑了四五分钟。我在她身后轻轻催促:“大姐,签个名吧。”她才慢慢地在签到单上写了“寄”字的上半部:一个宝盖头与一个“大”字;下半部的“可”,好像一时想不起来,她就把一个“明”字填上去,上下拼出了一个陌生的别字。谁会知道,这是她失智的开始。3年以后,1987年,她变成了毫无感知的“植物人”。受尽8年折磨之后,她把明天交给了我们,自己远去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又是一个年初一的早晨,又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早晨,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位恩师、敬爱的寄明大姐。

庚子年似乎总是不安生。电台传来紧张的疫情报道。电视上出现除夕夜大批医务人员驰援武汉的矫健身影。他们也是骨肉之躯,他们也有儿女情长,为了人类的健康,他们舍弃了常人眷恋的天伦之乐与个人安危。我想,我们赞美他们,呵护他们,绝非仅仅在抗疫的危情时刻。

寄明的艺术人生,是以祖国的明天为理想;而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不也是为人们赢得更多的明天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跟寄明大姐一样,都是那样崇高,值得我永远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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