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7日 星期五
左联的“左” 左联:红色文艺之旗
第19版:星期天夜光杯/上海珍档 2020-03-01

左联:红色文艺之旗

“左联”五烈士铜像

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时,鲁迅作《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

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子夜》

左联会址纪念馆

中华艺术大学

“左联”建筑

◆吴德胜 葛玮 顾良辉 李忆庐

在虹口,有一条闻名全国的多伦路,它的两端连接着繁华的四川北路,闹中取静,路的两边林立着各国风情的老房子。其中位于多伦路201弄2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是一幢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这里曾是中华艺术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艺术人才的基地。90年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正是在这里成立的。今年3月2日正值左联成立90周年,让我们回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一场论争

说到左联的成立不得不先提一场论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起,大革命失败后散落在各地和不少在日本留学的中共党员、进步文化人士陆续辗转来到上海,聚集在虹口。1928年初,以共产党员和革命文艺青年为主体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由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缺乏了解,在革命文学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片面的观点和主张,并将矛头对准了鲁迅和茅盾。鲁迅和茅盾等为此著文批驳和反击。一场激烈的革命文学论争由此而起。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迫切要求革命文学阵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1929年八九月间,潘汉年找冯雪峰与鲁迅沟通。在党中央的斡旋下,原来激战不已的各文学团体逐渐从分裂走向联合。

革命文学论争停息后,筹备文学界群众组织的工作正式启动。其间,冯雪峰前往征询鲁迅意见:新组织名称中是否要加“左翼”两字。鲁迅明确认为要加,这样旗帜鲜明,有利于工作。于是“左翼”二字被采用,新组织定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星火燎原

1930年3月2日下午两点,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召开。会场由底楼一间教室布置而成,十分简单,一张讲台、一块黑板,旁边是三只靠背椅,下面摆放着长条凳和方凳。大约有50多人出席会议,会场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所以有些同志不得不站着,连门外也站满了人。会场周围布置了警戒线。会上,鲁迅发表了著名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至此,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

左联成立的喜讯传出后,全国文艺界备受鼓舞,国内一些大中城市迅速出现左联分盟。最早出现左联组织的地区是北平。

1930年9月18日上午,几个大学分头贴出海报,内容大致为:兹定于9月18日下午二时邀请殷夫先生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一院礼堂讲演,欢迎踊跃参加,下署“文艺研究会启”。这是为了避免军警前来破坏,因此临近开会,才定下时间。尽管这样,通过党团员口头转告,礼堂内、门外、沿窗口还是都站满了人,到会人数达一二百之多。法学院一院从大门起,各道门都有人把守,礼堂周围放满了哨,礼堂后门则有七八个彪形大汉值守。其实所谓“殷夫先生”,并未写明徐殷夫,这不过是迷惑敌人兼对群众含糊其词地用“殷夫”二字来作号召。实际出席讲演的是辅仁大学学生张璋。他登台讲了十来分钟的文艺问题。张璋讲演完后,由筹备会负责人段雪笙宣布北方左联正式成立。

保存遗稿

左联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当局压迫也紧随而来。左翼作家们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第一页。

1931年1月17日,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在上海汉口路东方旅社秘密开会。后因被王明派人告密,会议开始不久,敌特冲了进来,逮捕了与会者。18日早上,李伟森担心大家的安危,前往东方旅社查看,也被暗中守候的敌特逮捕。

左联五烈士被捕后,鲁迅积极奔走营救,悲愤地写下多篇纪念文章,并妥善保存了烈士的部分遗稿。

左联五烈士中的柔石与鲁迅往来最密切。1931年1月15日夜间,柔石来鲁迅家询问版税的办法,鲁迅便将自己与北新书局所订合同的抄件交给他,合同上盖有鲁迅的印章。“柔石向衣袋里一塞,匆匆地走了”——这是两人的最后一面。获知柔石等人被捕消息后,鲁迅被迫于1月20日带着家人,避走花园庄旅馆。

柔石在狱中写出两封信,其中一封是2月5日写给冯雪峰的,信中谈及“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大先生(鲁迅)地址”,并希望鲁迅能够设法营救自己。从信中可知,鲁迅的安全确实受到了威胁;当时,外面还流传起了鲁迅也被捕甚至被杀的谣言,害得他“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避难的同时,鲁迅也在想方设法营救这些青年朋友。很不幸的是,2月8日凌晨柔石等人便被秘密杀害于龙华。由于消息被封锁,鲁迅全然不知情。14日鲁迅在看到柔石的信后,还冒着雨雪去找过蔡元培。《鲁迅日记》记载:“雨雪。午后访蔡先生,未遇,留赠《士敏土图》两本。”如果不是救小友心切,鲁迅应该不会冒着雨雪出门吧。直到2月24日,鲁迅“看日本报,才知本月7日,枪决了一批青年,其中四个(三男一女)是左联里面的。”

众所周知,鲁迅把拯救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自己也积极发现有才华和正义感的文学青年,扶持他们。左联五烈士的牺牲,使鲁迅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当年4月,左联秘密出版的《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发表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他说: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1933年至1936年,鲁迅先后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白莽作〈孩儿塔〉序》《续记》《写于深夜里》等文,表达了他的这种无法呼吸的痛。

鲜为人知的是,鲁迅还不顾个人安危,妥善保存了左联烈士的部分手稿。1936年,鲁迅在《续记》一文中透露:“白莽《孩儿塔》的稿子,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许广平也曾追忆,家里三楼有个藏书室,有只书箱存放着柔石、白莽以及瞿秋白等人的遗稿和鲁迅的一些书籍。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搬家时,将存书全部搬到霞飞路的霞飞坊内。1941年12月,日军侵入她家搜查,幸得一位女佣机智地说“藏书室租给别人了”,才使这批遗稿保存下来。后来,列行社准备出版白莽的《孩儿塔》,许广平亲自从存放在英商麦加利银行保险库里的鲁迅遗稿中,找出白莽的手稿,抄了个副本交给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左联烈士的遗稿,终于入藏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库。

灰色《北斗》

左联作家胡也频被害后,丁玲深陷巨大悲痛,然而她化悲痛为力量,中共党组织交给她一个新的任务:创办一份新的左联机关杂志以适应斗争的需要。虽然她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她没有犹豫,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务。1931年9月20日,人们期盼的这份文艺月刊《北斗》诞生了。创刊时,丁玲遵照中共党组织提出的策略性意见:内容要灰色一点,避免太红,以免遭禁。《北斗》的创刊号卷首上刊登了珂勒惠支的黑白木刻《牺牲》及鲁迅先生写的介绍词,这幅版画画的是一个母亲悲哀地闭上眼睛,交出她的孩子,意在表示对左联五烈士的纪念。《北斗》办得热闹非凡,冰心、林徽音、徐志摩、凌淑华、沈从文这些非左翼作家都在最初的3期上发表作品。但从第4期起,《北斗》就“红”了,中间派作家的作品没有了,完全成了左翼作家们的园地。然而《北斗》仅仅存在10个月,就于1932年7月被当局扼杀。

1933年11月,随着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发动,国民党当局同步提出了“文化剿匪”,对左翼文化实行多层次、系列手段大肆围剿。对此,左联及其他左翼文艺组织团结抗击。茅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小说《子夜》也诞生于那个时期。茅盾时任左联行政书记,为集中精力创作,他向当时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提出辞职。但冯雪峰并不同意他辞职,只准他请长假。1933年《子夜》出版,成为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之一。《子夜》出版3000册一上市就售罄,随后3个月接连重印4次,每次5000册。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随后,左联驻莫斯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左联作家萧三,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致信左联,要求在“民族危机日益加紧”的形势下,“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左联于1935年底解散,随后,其他左翼文艺组织也陆续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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