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载的空车

烁渊

车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与梁赞诺夫的爱情片《两个人的车站》相比，这个“无人的车站”，似乎更多一层“悬疑”色彩。

鄙人蜗居在浦东东明社区。小区面前是一条尚博路，总长尚不足千米，设有1003路社区巴士两个车站。其中一个尚博路站，就在小区大门边上。

今春以来，我宅在家里，不远游，但每天总有一两次走出小区，到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取件，顺便就地散步。就在这个时候，屡见眼前的尚博路车站，清冷冷，孤零零，空无一人，好像也被“隔离”似的。不多时，一辆1003路缓缓驶来，车上无一乘客。它轻轻贴近上街沿停靠；车门打开了，无人上下，又关上，缓缓起步，渐渐走远，整个过程好像是一次恋爱的约会。那车站像是位“美女”，巴士就是紧追不舍的“情郎”，一次又一次前来“求爱”。它每一次停靠是“人约黄昏后”的守望，离开又像是告别情人的那种依依不舍。

透过车窗，可见驾驶员手握方向盘，挺直腰板、正襟危坐，只是口罩罩没了他的神情。然而，车容显示他的仪态，那么富有仪式感，那样含情脉脉。

一会儿，又一辆空车过来了，车站上又是空无一人。居民不上班，不上学，都宅在家里，出行者少了很多很多。在疫情最紧张的日子里，1003路每车每天都有几圈空驶。

抒情性的想象很感性。冷静下来想一想，心存“悬疑”：空车无人买票，难道不影响收入、不影响他们情绪？为了节能，是否可以少走几圈？反正没有乘客。

带着疑惑，那天下午我访问了1003路6位驾驶员中的3位。他们是还有两年退休的康师傅，看上去样子很年轻、儿子已大三的蔡师傅和唯一的女司机彭大姐。他们在巴士运营空隙，接受我“间隙性”的采访。

毫无疑问，巴士空驶肯定影响收入，只是影响不大。车队考核的依据是七成公里数、三成票务收入。前两年驾驶员待遇有较大幅度提高，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收入还基本稳定。

1003路在社区设9个站，全长8公里，每位驾驶员平时上连班要绕行20圈，双休日24圈，走一圈24分钟。如果每天少走几圈，月计公里数要骤降，势必会影响到驾驶员收入的“肉里分”。科学管理是激发劳动者内在积极性的“衡稳器”。

然而，这不是或者说远不是唯一的原因。1003路的运营规程，包括早上6点头班车，末班车晚上8点半，从早到晚10分钟一班的间隔等，这张运营时刻表早已印在社区市民心里，变成驾驶员与乘客的“约定俗成”。家住航头的康师傅说：“我每天从鸡叫出来，到鬼叫回去，不肯迟到，不敢早退，也不能少走一圈。因为老乘客要等伲额，勿好失约额。”那空驶的巴士里，承载着我们驾驶员可贵的诚信。

在唯一的女司机彭大姐看来：“如果少走几圈，或许乘客就会在车站上积少成多，造成新冠病毒相互感染的可能。这种后果阿拉承担不起。”顷刻间，可见那空驶的巴士里，承载着我们驾驶员抗疫的义举。

社区巴士是为市民提供出行最后一公里便捷的专车。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两大类，早晚高峰时段，为上班族“短驳”接送到地铁、公交换乘点；其他时间大都是护送老年居民上医院、到商场、去公园等。所以，他们每次停靠车站与起步，都是“小心翼翼”，生怕老人没有坐稳会摔伤。蔡师傅说：“老年人下车以后，我总要回头看一看，看到他落地立稳，脚跨出去了，我才敢车子发动起步。”他们之所以车站上无乘客，也要停靠，也要开门，一方面由于运营的时长规定，更重要的是，防备老年人匆匆赶来上车，所以，停靠以后总要“等一歇”。这样的“空等”，他们愿意，他们放心，这已经形成了不可改变的心理习惯。在那空驶的巴士里，承载着我们驾驶员敬老的情怀。

当说到医生们在抗疫中的救死扶伤，那位彭大姐满怀崇敬。然而，她话锋一转，语出惊人：“我觉得自己也好伟大。医生治病救人都是一对一，而我时刻保障着一车人的生命安全，一对十几，二十几，不伟大吗？”她又连忙补充：“这是阿Q精神，讲讲白相相，自家安慰自家。”

“伟大、伟大”，我连连点头。原来“伟大”不需要旁人肯定、媒体标榜，可以这样开心地自我认知与评价。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被赋予超越寻常的意义，这是一个人生审美的伟大发现与尽情绽放。空驶的巴士里，承载着我们驾驶员的职业自信与认识世界的“春光乍泄”。

我在两个半小时里完成这断断续续的采访。每位驾驶员的表达就像靠站、起步的车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正是在这车门一开一关之间，我洞察到了他们深藏在“心门”之内的光辉；见识了空驶的巴士里，原来满载如此绚烂多彩的思想精神瑰宝。

车尔尼夫斯基说得好：“美感是听觉、视觉不可分离地集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这一次倾听，我只能心有“悬疑”，也不可能对这些驾驶员肃然起敬。倾听是最有效的沟通。建设一个互信、互尊、互爱的社会大家庭，多么需要倾听。

电视台开设“倾听”栏目，我举双手赞成。只是，现在多是当红明星、文化名人的滔滔不绝，不知道什么时候讲坛上也有我们康师傅、蔡师傅、彭大姐这样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