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伟
半个多世纪前,在五角场淞沪路、邯郸路和翔殷路一带,食肆饭铺不少(据说1952年就已达12家),但它们大多是平房简屋,低矮逼仄,寂寂无名。唯有两层楼高的淞沪饭店昂然矗立,在五角场环岛鹤立鸡群、傲视群雄。
淞沪饭店(下称“淞沪”)原址在淞沪路85号,靠近政通路,大概位于今天的万达广场沃尔玛商场附近。它的历史,远比后来家喻户晓的“朝阳百货”悠久。朝阳前身是建于1959年的万紫百货商店,淞沪则创办于1955年,是五角场第一家国营店。不过,淞沪开张时很低调,丝毫没有要做“五角场第一”的意思,店名也起得漫不经心:“淞沪食堂”。1962年2月28日,一位顾客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重游五角场》一文,称他在“一座花园洋房式的淞沪食堂”里发现,“进来吃饭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从这一点来看,淞沪的内敛、不张扬,符合当年“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风尚。
然而,与周边店铺比起来,淞沪毕竟卓尔不群:
除了建筑是“花园洋房式”外,进门处还设有花坛,风格另类;店堂里设有“电动叫菜机”,顾客点菜时,服务员只要揿动按钮,就能与厨房取得联系——这个装置,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落伍;夏天,店堂外面树上缀满红红绿绿的彩灯,灯下摆几张竹木桌椅,看上去有几分浪漫。最重要的是,淞沪的本帮菜味道正宗,价格嘛,要比其他餐饮店略贵……久而久之,淞沪由“食堂”渐变为“饭店”,“奢华”得让人有点生分。难怪1964年入读复旦中文系的许道明先生感叹:“……淞沪饭店算是豪华的所在,光顾者必须稍有些勇气。”(许道明《挽歌的节拍》)一位家境贫寒的复旦子弟也告诉过我:“进淞沪饭店属于‘高消费’,我小时候从来也没进去过。”
事实上,复旦师生与淞沪多有交集。因不会经常去,他们的淞沪记忆,就显得既郑重其事,又刻骨铭心。1958年3月,一位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的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昨晚,J请我到淞沪食堂吃晚饭,当我把自己的不幸的遭遇忘怀了的时候,我还能够得到那可怜的……一点快乐。”(徐成淼《我的复旦四年(1955-1958)》)1961年7月,一群临近毕业的学生在淞沪话别,其中一位在日记里记下了离愁别绪:“……夜深了,我们一起去淞沪食堂吃夜宵,每人一碗小馄饨。在今天吃的小馄饨里,有一种苦味,既不是苦瓜的苦,也不是黄连的苦,那是离别的痛苦滋味。”(赵熙德《往事并不苍老》)1966年初,蔡尚思教授在淞沪请过一次客,当年刚留在历史系任教的刘其奎先生对此记忆犹新:“我1965年毕业参加工作,每月拿实习工资48.5元,转正后拿60元,又要瞻仰父母,生活相当清苦……蔡先生看到我们生活艰苦,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他拉我和杨立强、牟元珪等五六个青年教师到当时五角场最好的淞沪饭店吃了一顿饭。”(刘其奎《追忆我的老师蔡尚思先生》)这次宴请,让青年教师们一直心怀感激。1971年2月25日,谭其骧教授在淞沪悄悄地度过了60岁生日——在那个特殊年代,他的日记写得很含蓄,只有寥寥几笔:“今日余满六十岁……晚偕永(指谭夫人李永藩——引者注)淞沪饭店吃饭,饭后洗澡,归已九点。”春回大地后,谭其骧又去过几次淞沪。一位青年教师记得,1977年底他调离复旦前夕,“谭先生专门请我到五角场淞沪饭店吃饭……这不是一顿简单的饯行酒宴,而是二十年深情厚谊的体现。(项国茂《回不去的记忆 抹不去的怀念》)
多少年来,淞沪一直是五角场的餐饮“老大”,却从未被列入过“上海老字号”名录。我常想,一家老店的名气和地位,有时候取决于招牌产品,有时候则取决于它的历史厚度——淞沪理应属于后者。今天,放眼五角场商圈,淞沪早已被各类美食店铺替代,但它独有的人文符号和底蕴,却是难以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