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中发现问题

◆伊永文

1962年，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为同样著名的已故历史学家余嘉锡的《论学杂著》作序，说过“从小说中发现问题”，这对余嘉锡先生小说研究的学术特点总结得十分精辟，又揭示了小说在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从小说史角度看，“小说”之称最早出自《庄子·外物篇》。自此以后，小说从未被儒林学士轻视过，如桓谭《新论》所论：小说家的丛残小语，“有可观之辞”，即为一例。如撰写《资治通鉴》巨著的司马光等人，在著书过程中就是采取了“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的方式。也就是说，从小说寻历史，又以历史反证小说，这一方式早已流行学界，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就是其中的范例。如余嘉锡所认为：《水浒传》出于宋时话本，故其语言莫不有本。

应该说，《水浒寻宋》（虞云国著）与《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是有其这样的学术渊源的。《水浒寻宋》也可归入“从小说中发现问题”那一类。但不同的是，《水浒寻宋》要比《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寻”得更全面。我们看到那满身花绣的刺青，鬓角簪花的闲汉，纸马随之火葬，押字来自宫廷。尽管《水浒寻宋》也涉及了江河激战、金枪攻阵、破寨称雄等场面，而且时常让我们听到的是水泊酒店上空疾飞的响箭，但我们耳畔居多的还是吆喝叫卖与太平歌词交织而成的婉转悠扬之声……

正像《水浒传》研究家所认为的那样：打开《水浒传》，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中国北宋末年城乡各地，特别是从宋都到大小城镇的社会风情画，并非“农民起义”一说所能包容和概括得了的。

虞云国正是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关系社会风俗的研究，若客店，若打火，若炊饼，若豆腐，若酒望子，若菜园子，若铁扇子，若神算子……用《水浒传》中发现的具体而微的问题，一步步地在宋代历史中寻求“证实”。

这种研究，不是简单的罗列类比，而是将琐细的研究对象放置在大的制度框架下加以考察，将藏储于干涩的典章之间的帷幕撩开，将大众比较陌生的度牒、押字的意涵解读出来，将“叉手”加以宣扬，将“打火”加以深究……从而使这些涉及习俗的研究构成了《水浒传》问题的主要方面。

这不由让人想起小说戏曲史家叶德均，力主《水浒传》中的风习、事物、语言、习惯还保存着宋代人的本来面目的观点，并写成《<水浒传>和宋元风习》一文。在这一点上，《水浒寻宋》与叶德均的认识相通，即从小说中发现问题要从细节研究开始。记得恩格斯在论述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时由衷地赞叹过：我们甚至在《人间喜剧》细节方面，也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历史还要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传》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宋代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正是由于有了《水浒传》用写实手法逼真再现了宋代历史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貌，我们才从《水浒传》中找到以市民为主体的市民社会风情生动而鲜明的注脚。如宋代历史书籍中经常提到的“赶酒座儿”，书中第三回就有金翠莲自道：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

如果辅以宋话本《计押番金鳗产祸》《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就会几乎可以窥见到“赶酒座子”的实况，例如：只见外面一个妇女入酒店来：油头粉面，白齿朱唇。锦帕齐眉，罗裙掩地。鬓边斜插些花朵，脸上微堆着笑容。

那个妇女入着酒店，与宋四公道个万福，拍手唱一支曲儿。宋四公仔细看时，有些个面熟，道这妇女是酒店擦桌儿的。这样的描写虽是文学性的，但比之史书单纯介绍“赶酒座儿”要更传神。类似出自小说家之手的材料，可以称之为“文学性史料”，归于史学的库藏亦毫不逊色。它是一个完全可以独立的系统，是完全可以冠之于“小说历史学”的大名堂的。

但是，又如鲁迅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信中说过的一段话，可以发人深省：“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虞云国正是鲁迅所希望的这样的“具史识者”，他将鲁迅的话化为实际，因而我们才读到了《水浒寻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