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悲歌 一轮朝阳

一九四八年二月三日《申报》关于申九工潮的报道

申报记者采访申九惨案

18岁的王慕楣烈士

王慕楣随身携带的歌词《起来、起来、起来》

工人们守住工厂大门

◆章慧敏

1948年新年伊始，上海市民却少有迎新除旧的喜气，只觉得阵阵彻骨的凉意渗透全身。申新九厂的创始人荣德生也觉得心神不宁。“棉纱大王”的日子尚且如此，老百姓的生活就更可想而知了。一个多月后，苏州河畔的“申九”机器轰鸣声瞬间静止，一场工人大罢工的帷幕拉开了。

风雨飘摇

回到开头提到的这位棉纱大王的日记，他是这样记录的：“元旦晴，物价更贵，与昔相比，不啻十余万倍……照此物价高，成本大，利息重，本年营业未看乐观，只有苦守坚撑……”

正如日记中所言，新一年刚开始，老百姓的日子就有点过不下去了。有人一早骑车去买早点，左右车把手上各挂一只篮子，这两篮子钱币却只够换来一家人的早点，这是自上海开埠以来从没碰到过的。更夸张的是第二天依旧挂着两篮钞票去买早点，结果又涨了，只够买一副大饼油条了……

上海风雨飘摇，处在翻天覆地的前夜。“棉纱大王”的日子尚且这么不好过，老百姓的生活就更可想而知了。1947年底，申新九厂的工人们盼着厂里发年奖，却传来坏消息说，今年的年奖照1946年的标准打八折，且还要分两次发。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俗话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当时的“申九”已连续5个月没发配给米和煤球了，工人们几次索要，反被工头以登记配给品为名，把身份证骗去用于贿选立法委员和参议员。与此同时，裁员的风声渐紧，人心惶惶。接二连三的打击，使申九工人难以忍受。斗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48年1月17日和22日两天的时间里，中共沪西民营纱厂工作委员会先后召集了“申九”男工支部、女工支部开会动员，决定把罢工的时间定在1月30日。

机器停摆

1月30日上午7时许，申新九厂忽然停电了。党支部成员紧急商量后认为就势罢工不能显示出工人的力量，决定推迟罢工时间，改到中午12时30分进行。

不久，供电恢复，厂区的机器声又轰鸣起来，厂里的护工队见工人像往日一样正常劳作，便放松了监视力度。时钟渐渐指向12时30分，猛然间，铜匠间的马达声停止，前后不足5分钟，清花间、粗纱间和织布间的机器全都停了下来，苏州河畔的“申九”机器轰鸣声瞬间静止，大罢工的帷幕被拉开了。

就在机器喧嚣停止的这一刻，工人纠察队立即守住大门、交通要道以及机器设备，防止有人趁机破坏。打入工会的中共地下党员戚怀琼则组织工人印刷传单、书写标语，还组织人把传单标语贴到厂区外的电车、汽车和三轮车上，流动的宣传车辆把“申九”大罢工的消息传到了上海各个地方，也使大批下了夜班的工人火速进厂和日班工人汇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全厂7000多名工人参加的“申九”大罢工。

静默的机器声是结集号，140名代表第一时间汇合在职工俱乐部，谈判的要求也是早就商量好的，他们向厂方提出7条要求：1.如期发放配给物资；2.年奖按当月生活费指数发给；3.年底前被无故开除的工人一律无条件复工；4.所有厂规要由劳资双方协商同意才有效，取消压迫工人的不合理的厂规；5.女工产假为56天，产假期满身体不好者仍发放工资；6.“五一劳动节”休息一天；7.反对征收个人所得税。工人们的这些要求不仅在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当局。

午夜12时，申九职员俱乐部灯火通明，劳资双方各自派出了4名代表谈判。资方的耍赖态度激怒了工人，大家表示不答应条件不复工。一时间，谈判陷入僵局。俱乐部门外，7000多名工人高呼：团结起来，坚持到底！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命！

生死之间

罢工坚持到第4天的2月2日。清晨5时许，工人们发现全副武装的警察忽然间包围了工厂，他们强行占据了第一、第二道大门。手无寸铁的工人纠察队根本守不住，他们退到第三道大门里面，用铁链锁住铁门。这时，罢工代表向工人们发出通知：警察不动手、我们不动手，警察若动手、我们必须自卫。

党组织则带领工人上了三楼屋顶，以此作为据点，大家把消防水龙头也接到上面，又以砖头、铁棍、碗片、桌凳和油桶作为武器和军警对峙。

中午，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局长俞叔平等人陆续过来，俞叔平在广播中喊话：要是不回去开工，就会弄得大家都不好看。工人们道：我们要吃饱肚子，否则什么都谈不上。俞叔平又换口气说：没几天就要过年了，你们要好好考虑考虑。快去开工吧，不然就要用武力解决了……

下午4时，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的指挥下，一辆红色的警备装甲车开到了第三道大门前，军警用一把特制的大力钳剪断了铁门上的铁链，装甲车步步逼近。一工人见势不妙，冲上去用双臂紧紧挽住两扇铁门。警察用枪托和警棍打他的手，其他工人见状奋力上前全力堵住铁门，不料用力过猛，门上的铁销子被推弯，门向外开了。混乱中，警察进门抓走了十几名工人。这时，装甲车拉响警笛向工人冲来。勇敢的工人们肩并肩、手挽手，组成人墙挡在装甲车面前。在装甲车的挤压下，有人倒下了，被压在最底层的18岁女工王慕楣当场牺牲。

屋顶上的工人眼见惨无人道的暴行，怒火中烧，纷纷拿起砖头、铁棍、碗片砸向军警。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已是下午5点多了，只见宣怢吾奉了市长吴国桢“要把申新九厂的罢工压下去”的指令来到现场，他穷凶极恶地喊道：“这是暴动!有抗拒者，格杀勿论，一切由我负责。”

霎那间，横飞的催泪弹和子弹同时响起，军警们分几路冲进车间、饭厅及屋顶，从四面八方向工人射击。年仅17岁的女工蒋贞新和24岁的朱云仙先后中弹牺牲，几十名工人受伤。

为了阻挡装甲车横冲直撞，护卫的工人从厂里推出了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会开卡车的许泉褐发动引擎，隔着铁门顶住了第二次驶来的装甲车，可卡车哪是装甲车的对手，被顶着向后退去。在这紧急关头，明知不能坚持多久，十个工人还是用身体顶住了卡车。

然而，工人与全副武装的军警的抗衡无疑于鸡蛋和石头的对抗。5个小时后，“申九”工人的罢工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在生与死的搏斗中，一共牺牲了3人，重伤40人，被捕236人，其中26名被判刑。2月6日，在国民党军警刺刀的胁迫下，工人被迫复工。

唱首挽歌

被称为“申九三烈士”的是年仅18岁的女工王慕楣、17岁的蒋贞新以及24岁的朱云仙。今天，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中陈列的20多位女性英烈中，就有“申九三烈士”之一的王慕楣的遗物。展柜里有王慕楣的技术员工登记证以及亲手写下的《起来，起来，起来》的歌词：“起来，起来，我们都是工人，我们要配给品，我们要生活保障……”

据王慕楣的妹妹王慕桢回忆，姐姐当年是工人纠察队员，安排给她的任务是到厂外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呼吁各界人士声援“申九”的罢工斗争。姐姐不负众望，始终冲在一线。这首歌是1月30日开始罢工时编写的，王慕楣要到各个车间去教工人们唱，一直随身带着。

妹妹还说，2月2日的前夜，王慕楣整晚没睡，她一直在厂外贴标语。天亮时跟同伴们回厂，可能预感到危险将要降临，她对妹妹说：“我要去食堂吃吃饱，可能以后没有机会再吃了……”果然，王慕楣和其他人手挽手筑起的人墙并没能阻挡装甲车的行进。

在“申九”罢工潮中，任工人纠察队分队长的归索贞腿部中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悲痛万分，她是睁睁看着朱云仙和蒋贞新倒在血泊中的。归索贞是无锡人，3岁时从无锡被寄养到上海的亲戚家，10岁进纱厂当童工，1946年进申新九厂做挡车女工。在“申九”，她接触中共地下党员，次年8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以“大姐”的身份通过结拜“小姐妹”来开展党的工作。在她记忆中，住在中山北路朱家湾前浜的蒋贞新就像她的小名阿囡一样，稚气、黏人，却又十分要强。虽然才17岁，干的又是粗纱间三班倒的挡车工重活，可她不怕辛苦，特别好学，工余时间就去读书，还把老师教的做人道理带回车间讲给小姐妹们听。

“申九二·二罢工”被镇压后，一篇《上海工人协会为申九惨案宣言》的文章揭露了国民党镇压工人的真相。上海工人纷纷成立“申九惨案后援会”，开展了大规模的声援抗议活动。在全市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成立了一个“申九善后委员会”，中共地下党员便利用这个合法的组织，积极营救被捕的工人。

1948年2月22日，上海各界为申新九厂死伤的同胞举办了各种悼念活动。无论哪种纪念形式，人们都在手臂上佩上2寸2分宽的黑纱，由心底为兄弟姐妹们唱一首挽歌。

“申九罢工”是上海工人运动的一曲悲歌，但革命的高潮、胜利的曙光犹如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即将光芒四射。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时代真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