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基因根植军队机体

三湾村枫树坪，矗立着毛泽东塑像

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确立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架构

反映古田会议情景的油画

抗战期间，八路军129师警卫连战士在河北涉县上政治课

◆马沈

以1927年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批人民军队诞生。各地起义队伍起初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主要成分来自旧军队和农民，60%以上都是农民，加上20%的起义军人和20%的俘虏兵。虽然广大官兵具有革命热情，但身上的农民习气和旧军人作风根深蒂固。如何建设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是完成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更是军队成长必须解决的首要课题。

压缩队伍 健全组织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抵达小村三湾，此时“会攻（湖南省会）长沙”已无可能，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围上来，起义军经过长途行军，粮弹不济，又有疾病流行，路旁时常躺着几个“打摆子”的战士，部队弥漫着消沉情绪，不少人对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前景感到悲观，有人不辞而别，更有人背叛革命，部队缺编越来越严重。

比起表面上的消沉，内在的弊端更威胁着革命军队前途。来自旧军队的军官留恋昔日“四菜一汤”和“五皮”（皮带、皮鞋、皮包、皮枪套、皮鞭子）的生活，官长打骂士兵等军阀作风时时出现，官兵关系紧张，更因为党对军队缺乏领导，党组织不健全，一个团才有一个党支部，无法开展有力的斗争。这些与无产阶级军队性质任务不相容的思想和作风，涣散了革命队伍，削弱了战斗力，长此以往，必然适应不了革命斗争。

为了改变现状，起义军来到三湾的当晚，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店里主持会议，总结起义经验教训，分析部队思想和组织情况，提出改编部队的主张，获得多数与会者赞成，第二天便着手实施。

改编的第一步是整顿组织，将原有三个团缩编成一个团，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把过去“一个团一个支部”下沉到连里设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而营团则设党委，前敌委员会是最高指挥机关，从此军队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下。后来的实践正如毛泽东所言：“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个重要原因。”同时，建立新的党代表制度，由党组织的书记任同级党代表，负责党务工作、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与军事长官共同管理部队。很明显，各级党组织建立健全，尤其连队党支部出现，让部队有了坚强战斗堡垒，促进了党员模范先锋作用的发挥，增强了部队凝聚力。

确认原则 推广施行

三湾改编的原则经过井冈山革命斗争检验后，很快得到中共中央确认。192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工农革命军中“党代表政治部制度，应当在新军队中建立起来”。1928年5月，中央颁布《军事工作大纲》，将各地工农革命军和起义武装正式定名为红军，规定红军在团、营、连中均设党组织，强调“红军中的一切生活应当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1928年6月的中共六大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

1929年起，各地红军按照指示，将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原红军政治部门也属于司令部一部分。当年3月，上井冈山的红四军率先将军、团两级党委机关改为政治部，与司令部平行，下设宣传科、组织科、秘书处、士兵委员会和宣传队等，随后又推出红军第一份《党代表工作大纲》，这些都得到中央肯定并向各地红军推广。至此，红军中的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等保证政治建军的制度，在中共中央指导下都得到明确确认和实行。

古田会议 统一思想

然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绝非一帆风顺，即使在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对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等原则，也一再出现不同认识和争论，有人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说成“家长制”，主张极端民主化、流寇主义……这些矛盾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集中爆发，并导致毛泽东落选军前委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红四军七大汇报后，认识到问题严重性，当即起草《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阐述红军建设和斗争的基本原则，强调绝不能动摇红军党的集权制的领导原则，明确“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敌指导机关是正确的，不能动摇”，“经过前委会议，朱、毛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

在中央直接指导下，1929年12月28日，军史上书写辉煌篇章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一座宗祠里召开，是为古田会议。需要解释一下，红四军七大后，各种争论仍然激烈，不少人对原则问题模糊处理，像红四军八大开了三天，可议来议去没个结果，期间红四军作战受到不利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提出“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朱德军长说：“朱毛，朱毛，朱不能离开毛，朱离开毛就无法过冬了。”

由于实践的检验和中央的明确指示，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九大实现认识统一、节奏紧凑，只开了两天就通过十余项决议案，并再次推选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决议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理论和党的建军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建军方面指出——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红军必须实行党委制，“每个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的重要原则之一，坚决克服‘党与军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使官兵从思想上认清红军与国民党军及旧式武装的根本区别，肃清雇佣观、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等思想。

决议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加强政治工作，指出红军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在前委领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摒弃了诸如“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等等错误提法。

实践印证 走向辉煌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也迎来发展的新局面，直下宁化、清流、归化，打破了国民党对赣南闽西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部队获得很大发展。影响更深远的是，古田会议的决议，遵照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根据两年多红军建设的经验，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加强红军中党的建设，使红军政治工作的理论、路线、原则系统化和具体化，解决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环境下如何将以农民为主的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一重大问题。

为了让“红色基因”植根军队机体，红四军从加强党内教育、士兵政治训练和民众宣传等三个方面入手，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并分别制定党内教育的10项内容和18项教育方法，确立士兵政治训练的19项内容，剖析红军对民众宣传工作中存在的8个内容上的缺点和宣传方法上的12项不足。这一串串数字的背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建党建军规律与特点的艰辛探索。在完成这一串串数字所要求的教育后，广大红军战士听党指挥的政治觉悟以及“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的使命意识均显著增强。

这些经验迅速被中央吸收，并于1930年10月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第一部基本法规，首次发布时为10个单项条例，1932年修订后重新发布时增为19个，条例的总则开宗明义：“红军为完成其伟大历史任务，必须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也因此，人民军队彻底划清了同一切旧军队的界限，有力地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质和作风，筑牢官兵坚持军魂思想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