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老兄弟”（下）

“老兄弟”是有故事的，老兄弟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能称得上老兄弟的，除了战友，还有插兄，更有多年的同事、同学、朋友。这些老兄弟是老黄、老葛、龙哥，他们不显赫，平平常常，但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老兄弟出现了，他们和你一起挡风遮雨，他们和你一起互相温暖着，互相扶持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有这样的老兄弟，夫复何求？

哥俩好

心清

朱伯伯是我父亲的老同事，一个豪爽的四川人。他俩先是在重庆，后来一起来上海，几十年来一直相处得很好。

但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们一起参与我国第一张立体画片研制工作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常有人悄悄告诉我母亲：今天老朱和你家老郑又吵架啦！后来我才知道，他俩吵架是为工作。有趣的是他们的吵架方式，是“速战速决”，只要话题一转，立刻烟消云散，谁都不往心里去。最终他们的研制取得了成功，他们的团队因此获得了“1965年度上海市五好集体”的荣誉称号。

到了那个特殊年代，父亲身陷囹圄，当年的研制任务也成了罪状之一。有人鼓动朱伯伯一起参与“揭发”，朱伯伯坚决不落井下石，结果被“发配”到车间去开电梯。那时候，很多人不敢与我们家来往，朱伯伯是为数不多照常上我们家的人，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后来我们把这些事情告诉父亲时，父亲沉默许久后说了两个字：好人！

祖国大地回春后，父亲与朱伯伯先后退休了，每月领退休工资的那天是他们固定的碰头日。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一起走过的岁月，令人发噱的是，他们还时常会继续当年的“争吵”，当然也会择机让“争吵”戛然而止。

后来我父亲病逝时，前来送别的朱伯伯拉着我们的手，老泪纵横，最后只说了一句：你们的父亲，好人！

父亲曾跟我们说过，当年在重庆，“本地人”朱伯伯在生活上给过“外乡人”父亲很多很多帮助，父亲则在技术上给了朱伯伯他们指点。老哥俩相互间从不说“谢谢”两字，但都把对方的“好”铭记在了心间。

好人老葛

龚伟明

老葛离世近一年了，我时常想到他。

二十多年前，他和我先后借调到上海二轻局宣传处办报，就此相识。后来上海二轻和上海一轻合并，他先由人介绍去了一家上市公司办企业报。两年后，我经人介绍，也去了这家上市公司，与老葛一起做宣传报道工作。

论资历，老葛当兵时，是师报通讯员；论身份，当年我还没入党，而他在部队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论经验，他早于我搞宣传报道。但老葛视我为好搭档、好同事，和声细语，没有一点架子。我也尊重他，相处融洽。对这种巧合，我俩觉得是缘分，都珍惜。我们这张企业报为半月报，老葛主要写企业新闻，我主办副刊。逢年过节以及酷暑时期，我俩分别下企业采访干部员工加班和战高温事迹。两人有分工有合作，配合默契。

十多年前，公司下属几家企业招了一大批年轻的农民工，宣传报道他们的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状况，成了我俩的一项任务。在公司党委支持下，我们建立了一支农民工通讯员队伍。他们活跃在生产一线，写作基础差，但有积极性。老葛为他们上课，讲述新闻写作5W要素，不厌其烦地修改农民工通讯员的稿子。老葛习惯了手写稿，为了提高效率，开始在电脑键盘上学打字，一字字修改通讯员发来的稿子。经他努力，为公司培养出了几位农民工写手。

老葛即将退休前，不幸罹患癌症，与病魔抗争了七年，还是走了。

老葛长我5岁。我俩同事二十年，无论业务上，还是平日相处，没脸红过一次，没争吵过一句。他的好脾气，在同事中是出了名的。时至今日，他那平易近人的模样依然在我眼前。

我的“老麻”大哥

王克

“老麻”与我同姓，大我十岁，当地人，单身，是我插队时认的大哥。他其貌不扬，脸上满是天花痘，“老麻”由此得名。

我们知青干农活，每天累得浑身像散了架，话都懒得说，人是消沉的。但“老麻”很倔，他白天出工，晚上自学。一晚，我沿着河边无聊地闲逛，总感觉有个人不远不近地跟着，转身迎去，是“老麻”。问为何？他笑答怕我想不开。那天我们推心置腹地聊了很久，他说，他是靠吃百家饭才活下来的孤儿，靠自学，他“啃”下了小学的全部课程，成了当地的“知识分子”，还当上了不拿工资拿工分的代课老师。他是个有理想、求上进的人，靠着不服输的信念，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他说话做事都在理儿上，得到了人们的敬重。

和他一比，自愧不如。我问自己，论基础、条件、环境都要比“老麻”好，他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能？看看他的遭遇和经历，再看看他的坚韧和执著，这些闪光点，不正是我要学的吗？“老麻”孜孜不倦、认真刻苦的精神深深激励了我，以后我也开始了自学，两人互相交流、相互帮助，他缺学习资料找我，我没干农活的经验找他，最后成了交心兄弟。两年后，我招工进单位。“老麻”也学完了本科的课程，应聘进了市里的重点中学，成了在编的人民教师。

分手四十多年，我们一直有联系，先写信、后电话、再后微信视频，得了空闲，要么他来沪，要么我返乡。每年他都会给我邮寄些土特产；我也会在端午中秋寄去五芳斋肉粽和杏花楼月饼。这就是我和“老麻”大哥半个世纪结下的兄弟情。

黄兄

吕庆

黄兄住敬老院后，我常去看他，发现一位老太和他好上了，我调侃他：“干脆睡一块儿呀，能省一间房的钱哩!”他眨眨眼：“侬别瞎搞，阿拉是‘80后’兄弟。”老太也笑着应声道:“我是他老哥！”

原来，老太脑子受过刺激，闹得敬老院不得安宁。奇怪的是，她一看到老黄就“正常”了。家属拎着水果求老黄把“哥俩好”演下去。他不负重托，陪吃陪聊之外，还学赵本山宋丹丹的腔逗她乐，把“戏”演到了极致。

看来，岁月改变不了他“老大”的真性情。

四十年前，兄弟们聚餐，他定下规矩：每人两瓶“华光”，谁喝不完谁买单。我知道他酒量小，1米6的个子不到80斤的体重还患着类风湿病，怕他喝多了出事，特意拉他坐在我边上，趁人不注意，抓起他的酒瓶一次次往我杯里斟，他只笑不阻止。原来，他事先多拿了一瓶放在桌下，造成喝不完的假象，不让弟兄们有“劈硬柴”的理由。后来聚餐，我多了一个心眼，也悄悄在椅子下放了一瓶，可临了还是他“输”，因为我这瓶酒不知何时到了他的脚下。

他主管全厂的设备台账，经常要加班加点赶制报表应付上级考核。说我的字漂亮，要我加班帮他抄材料。可头头前脚才走，他就催我回家，贴着我耳根贼贼兮兮说“这点小事不用劳你大驾”,催我道，“快回家陪孩子去”。原来，他见我家里有老有小，有意帮我弄几张调休单以防急用。我后来知道，当年，如我一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兄弟，都受他之“邀”加过班，有人把没用完的调休单珍藏至今，看到发黄的纸，想到老黄的人，心里暖融融的。

梦里还是赤膊兄弟

伦丰和

我的书房家具中，那对玲珑剔透的红木博古架，尤让我爱不释手。把玩之际，常常想起它的制作者、好兄弟施羽洲。

羽洲是沪上小有名气的博古架雕刻高手。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常常大老远地骑车到我家来喝茶聊天。聊累了，各自靠在红木椅背上呼呼打盹，他头往左歪，我头往右歪，挨得近近的，呼噜声此起彼伏，像乌苏里江的涛声绵远流长。太太淘气地拍了一张照片，洗印后一人一张，背面工工整整写着：“梦里也是赤膊兄弟”。

有次，我在一家古玩店看中了一张标价数万元的红木琴桌，想到羽洲“不要冲动”的告诫，我打了个电话，他就来了。看了一会儿，示意有作假的地方。老板一看生意被搅黄了，威吓他“客气点！”羽州淡然一笑，伸出两只满是老茧的粗手在老板眼前搓了两下，指着瑕疵处问：“这是什么？”老板尴尬地不作声了。

羽洲原本答应要为我私人定制一座圆型博古架，与我家里那只方型博古架配对，但不幸罹患重病，他知道不可能了，躺在病榻上把他的“镇家之宝”，一座椭圆型博古架送给了我，说“你收藏，我放心”。

好兄弟要“走”了，我揪心地痛，也一直在想为他做点什么。

当年，东方卫视“文化追、追、追”栏目很受观众喜爱，羽洲也特想“上”一趟。我一次次向该节目的编导陈述羽洲的成就和身体情况，终于圆了他的梦。拿到东视录制的碟片播放给他看时，他脸上尽是满足的笑。

如今，妻子写在照片上的字一语成谶，他成了我“梦中的兄弟”，每每凝视他送我的那只博古架，心里总在呼喊：羽洲，你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