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医期”传奇

李成振

说到中国的医学教育史，就不能不提到在军内和医界都大名鼎鼎的“军医期”，这一称谓特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医科大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的唯一一期六年制授予军衔的医学本科毕业生。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很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根据战争形势需要，中央军委委托中国医科大学培养一批军医，于是从报名参军的青年学生中严格选拔出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600余人，他们奔赴地处战争后方前沿的辽宁沈阳，进入中国医科大学。

学习期间饱受前线空袭干扰的“军医期”学员，为救治志愿军伤病员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着前方战场形势的不同变化，转运后方的伤员时多时少，在接收大批伤员时，每个人都是担架员、护理员、急救员，他们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安排处置伤员，迅速为伤员擦拭泥土、血迹，更换衣服，处理伤口。1950年11月至1951年2月，中国医科大学北安志愿军医院接收了大批战伤、冻伤的伤员，全院床位满员，医护人员常常48小时不眠不休超负荷连续工作。由于血源紧张，“军医期”学员成为输血主力，只要伤员在手术中需要输血，他们就争先恐后为“最可爱的人”献血。

1951年冬至1952年春，美军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投下了细菌弹，“军医期”学员奉命下乡，他们住在老乡家，白天在野外采集昆虫标本，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晚上为群众表演活报剧，进行反细菌战的宣传教育，普及卫生知识。

随着朝鲜战场形势的缓和，“军医期”原定的两年制最后延长到了六年制，使他们得以完成正规的大学医疗系本科课程，打下扎实的医学基础。

彼时，我父亲作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兼门诊部主任，承担临床和教学工作，也是“军医期”学员的老师之一，他还亲自担任班主任，精心编写教案，悉心授课，带领学员临床实习，为培养“军医期”学员倾注了大量心血，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

1956年12月，“军医期”学员结束了六年的学习。毕业典礼上，时任沈阳军区政委、开国上将周桓代表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宣布授衔命令，并将银质白底的军医军衔亲自授予每一名青年军医官，他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具有正规大学本科学历的军医。鲜衣怒马少年时，最美不过绿军装。合影上，他们头戴大檐帽，身着军礼服，肩佩尉官衔，腰扎武装带，戎装挺拔，英姿飒爽。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包括志愿军在内的全军各条医疗战线。他们中有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有参加各种新药和试剂研制的，有主持神舟载人飞船航天员医疗保障的，有的坚守雪域高原，有的常驻边防海岛，甚至有的二十几岁就壮烈牺牲在藏区平叛的战场上，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在人才济济的“军医期”学员当中，后来走出了五位院士，还有解放军总医院院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军医大学校长和国家重点研究领域首席科学家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许多人战功赫赫，多次荣立一、二、三等功。他们当中，也有许多在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了一辈子的优秀医务工作者，他们身上有很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同样值得尊敬和铭记。

在建党百年之际，被誉为“高原生命守护神”的吴天一院士荣获了象征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成为“军医期”学员中的优秀代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今年迎来建校90周年的中国医科大学，肇始于1931年11月我党在江西瑞金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是唯一以学校名义走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并在长征中继续办学的院校，被称为长征路上走来的“红医摇篮”。1940年9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1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该校第十四期毕业生亲笔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激情岁月，风雨征程，作为中国医科大学培养的最后一期军医学员，“军医期”不仅仅是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称谓，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