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者杨越

陆其国

清初，一批抗清义士举兵起事，其中就有郑成功、张煌言的身影。但最后不幸兵败，张煌言慷慨就义，郑成功逃亡海上。清廷随即开始逮捕那些追随郑、张的抗清义士，酿成史称的浙江“通海案”。抗清义士钱缵曾即是“通海案”受害者之一。

钱缵曾被清廷逮捕后，自知难以生还，便在狱中给妻子写信，嘱其可将他们的幼子托付给好友杨越抚养。

杨越也是反清义士，这封信是钱缵曾买通狱卒秘密送出去的，不料最后还是不幸落入清吏手中。清吏要求钱缵曾供出杨越的藏匿处。钱缵曾坚不招供。于是清吏就对钱缵曾动刑，“刑极惨毒，终不言”——钱缵曾宁受毒刑折磨，也决不出卖朋友。但杨越知晓后却坐不住了，为不再让钱缵曾为保护他而受酷刑，杨越毅然“自诣狱”——投案自首。而后于康熙元年（1661）春，被流放黑龙江宁安县西海林河南岸宁古塔，夫人范氏随夫前往。

且说康熙三年（1664），沙俄入侵黑龙江，清廷命宁古塔将军巴海“治师东征，令流人强壮者，供役军中”，杨越因此以戴“罪”之身，与其他流放者一起前往乌喇（今吉林），抗击入侵者。所幸完成任务后得以全身而返。

在流放地日久，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杨越的重视和思索，即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的当地土著居民，主要从事游牧业，不重视农耕，因此导致“耕者绝少，弥望无庐舍”，贸易更是无从谈起。

面对此情，杨越内心的文化情怀突然触发，竟不顾自己流放者的身份，而一心想对当地的生活有所介入。于是他“倡满汉人耕与贾”。耕即农业，贾即贸易，一方面倡导开展农耕，传播汉族耕作技术与方法，另一方面以物易物，“出所携布帛丝枲，易（土著人）鱼皮之属，由是知市贾”。

农耕与贸易并举，随着时光流逝，当地土著居民收获的实惠显而易见。再说眼见后者“无庐舍，掘地为屋”，即使少数有庐舍的人家，也是十分简陋，杨越又教会他们“破木为屋，覆以其（兽）皮，且炕牖之，由是知室处……”采木建屋，屋顶覆盖兽皮以防雨；屋内有门、有炕、有窗，于是知道什么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当地就这样渐渐发展起了农耕；实行了贸易；土著居民纷纷建屋而居。就这样，耕种使“菽粟渐饶”，即粮食丰收；贸易带来物资的丰富，满足了人们的诸多需求；知道建屋而居，得以体验到有家的舒适。如此，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土著居民感到非常满足。

这时候杨越不定想到了《管子·牧民》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他振聋发聩地提醒这些土著居民：“未也，尚不知礼教。”

原来在极大地提高了土著居民的生活质量后，杨越又想到还要提升他们的文明素质，让他们有文化，懂礼教。于是他“教之读书”，“授满汉子弟书”，给他们讲授自己带来的《左传》《礼记》《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史籍，帮助他们领会其中要义，所谓“教之以礼义”。杨越此举，客观上也促进了当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除了关注当地土著居民，杨越同样关注其他像他一样不幸的流放者。如他甘愿倾尽自己所有，“赎诸罪隶，生者养之，死给之槥，婚丧以时”——或赎身，或抚养，帮助死难者买棺材……有个叫李兼汝的流放者想逃离此地，杨越竟不顾一己安危，出手相助，使李成功逃逸。

杨越在流放厄境下做出的义举，得到了当地满、汉民众的称赞，他们“服其才”，且“莫不敬之、亲之”，还称他“杨马法”（马法，满语尊者、长者之意）。“彼守疆之将军，尊之为上客，军中之事，亦尝咨之”。

流放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幸。而杨越的故事则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不在内心自我放逐，一定可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