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说“知”能

李荣

钱锺书先生有一封手写的书信，其中说及人工智能，但其笔下把智能的“智”写作“知”。

他写信的当时，人工智能作为技术的术语，尚不固定。钱先生在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常常帮助他借书、还书的老同事，写过一篇回忆文。据文中的说法，钱先生曾明确说过，他是有意把“智”写成“知”的，不是笔误。文章作者说，“人工智能”词一出现，钱先生就问，为什么用“智”字，那是人所独有的呀，机械发展，有时能力过人，完全可能。但万不会达到使用“智”字的水平，如果说“智”已实现，就是吹牛。钱先生不忘最后幽默一下：吹牛是人性，机械就玩不来。

如此看来，钱先生在“信息机械”与人之间，用“知”与“智”划了一条界线。按照这样的线索，也许不少人会认为，钱先生对于电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之类，不可能“热情地去拥抱”，至少是有所保留的。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在社会科学院“主抓”的唯一一项“工程性”的大项目，是“中国古典数字工程”，推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的“数字化”。

有些人不理解，认为钱先生的学问，最突出的特点是引证多，古今中外，阅读面广博，记忆力强，又能够用强大的联想力“想在一处”。有人不无刻薄地说，锺书先生的学问，是满地散钱没有串起来。一些人由此推想，人的记忆力与联想力再强大，总无法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相比。有了人工智能，锺书先生的“优点”就显不出本来的优势，他理应不那么“欢迎”人工智能。

然而，上面说及的那一封书，却正是钱先生对于社科院“古典数字工程”中全唐诗速检系统成果大会的一封书面祝贺信，他说：“作为一个对《全唐诗》有兴趣的人，我经常感到寻检词句的困难，对于这个成果提供的绝大便利，更有由衷的欣悦。”他欢迎现代信息技术这个有用的“助手”，并不怕他“夺了自己的饭碗”，因为他最清楚“知”与“智”的那一条看似“笔误”的界线。

当然，钱先生那时了解到的、或说实际科研推进所及的信息技术，与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科技“一日千里”，人工“知”能可能已在向人工“智”能突破，退一万步说，也许有一日，人工智能真的也能写出《管锥编》和《谈艺录》了。不过，有一点我想是改变不了的。对于机器写出的《管锥编》和《谈艺录》，总还需要人看了由衷赞一声：“嘿，蛮有意思的。”那才有意义。智慧的“智”这一口仙气，大概总应该保管在人的手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