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风轻的余云

宣轩

余云，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朋友。

出国伊始，人的依赖性特别强烈，一条从上海开始的并不重要的朋友链，让我先后认识了在新加坡的诸多朋友，于是收到了去余云家过年的邀约。“去余云家过年，会不会很冒昧？”“没关系的，那是一个大派对，很多人会带陌生朋友来的。”由此，开启了我对大姐姐般余云的依赖。无论是工作受挫时，还是思念家乡时，余云伸出的援手总是十分温暖和及时的。“我怎么都忘了”，余云却说。

那个过年大派对呀，简直太丰富了。余云准备了满桌的上海菜、端出了热腾腾的佛跳墙、还有满盘满盘的水饺，并打开了所有房间的门。人们或席地而坐，或捧杯倚靠，或围桌把酒，反正每个空间都挤满了人，像欧洲的沙龙。客厅的电视机里直播的CCTV的春晚节目，却成了现场的背景。大家随心所欲地进入不同的空间，倾听或参与不同话题的讨论，撞见志趣相投的人儿。余云家的书，满坑满谷，无处不在，一些安静的来客则躲在没有人的角落，翻阅着余云的精神世界。“我可以借这本书吗？”“可以的。可以的。”当有人这样发问时，余云头也不抬地答应着。“记得还回来哦。”这是余云笑嘻嘻的要求。

喜欢余云的洒脱和自信，喜欢余云的热忱和随和，喜欢余云的淡泊和真率。

每个星期能够在《联合早报》上读到余云的文章，我便跟随着余云的笔迹行走；余云的散文集《看见》出版后，我把她的赠本搁在书橱的显眼处，便每天能“看见余云”；余云的照片在《联合早报》刊登的编辑队伍里出现时，我会用放大镜仔细端详，仿佛又与余云见面了。退休前的余云又忙又累，每周要编辑上万字的版面，并且集排版、校对于一身，我曾感叹她一个人的工作量相当于我在上海的整个编辑部六七个人的工作量；退休后的余云更是马不停蹄地云游四海，或上海、或北美，或东南亚等，我只能在她的专栏里遇见她。

“来我家坐坐。”终于发现余云回到了新加坡时，搬了新家的我向余云发出了邀请。“好的，好的。过了这阵。”想着反正有大把的时间，我也没有催促。不料，下一次言欢竟然是相隔近4000公里的“微信”两头。

“我想在今年选修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课程论文里分析你的作品。”我说。几天后，余云的两本新作《如果我变成一朵鸡蛋花》和《在南洋小城荡来荡去》就“飞”到了我的书桌上。

“老师，这学期的课程论文我想写写旅居新加坡的作家余云，也就是那个电影《留守女士》的编剧。可以吗？她是……”话还没有说完，对选题要求很高的教授就打断了我：“可以的。可以的。我知道这个名字。”这下，我更为余云骄傲了，无论余云是多么的云淡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