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老师

□张冬磊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岁月，一批上海专家、知青、技术人员来到枣庄这座小城，在各行各业“传帮带”贡献力量，其中一些人就此成家立业、扎根于斯，由此，我有幸在枣庄九中遇到了我的上海老师——周老师。

周老师，一米八的大高个，常年戴一副黑框近视镜，中分的发型，白白的皮肤，说着一口温润的普通话，常穿中山装等正装，简直就和影视作品里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模一样。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周老师就教我们代数、几何等数学课，别看他外表高高大大，其实性格很温柔，给人一种彬彬有礼的感觉。特别是在课堂上，他总是不厌其烦地问我们听懂了没有，哪怕只有一个同学皱眉头，他都要耐心地再讲一遍，等到大家都表示“明白”了，他才会露出开心的笑容。

上数学课时，周老师经常会从讲台上走下来，由前排巡视到后排，遇到打瞌睡或做小动作的同学，他会直接点名让对方站起来回答问题，往往让这些同学措手不及，于是课堂上又有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乐趣，同学们的笑声更让这些被点名者难堪了。当时大家的年龄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又都知道周老师温柔的性格，所以个别同学有一些顶撞的言语和行为。每每这时，我们的班主任，一位个子不高、瘦瘦的女老师就来救场了，严厉的她是我们心中的厉害角色。

若干年后，当同学们再聊起初中这些事时，大家无一不感慨我们遇到了“不放弃”的好老师，也对当时自己“年少轻狂”的举止心生懊悔和愧疚。

于我而言，周老师对聪明但顽皮的“小不点”用心颇多。当时贪玩的我对于课后作业敷衍了事，有时还不按时上交。于是，周老师经常点名问我交作业了没有。甚至有一次，在下午放学后，未交作业的我被单独留下来补写。等我补完作业后，天色开始渐晚，住在校内家属院的周老师已经回家，我硬着头皮到他家去交作业。只见他家里收拾得很整洁，餐桌上摆着上海人爱吃的螃蟹等四碟小菜，橘色的灯光照在方格子图案的桌布上，周老师、师母和与我同年龄的女儿围坐在桌边，那种温馨的家庭氛围一下子击中、融化了我青春叛逆的心。周老师见我来了，笑着热情地招呼我一起吃，我不好意思地匆匆放下作业，逃也似的跑出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欠交、迟交数学作业了。

三年后，我们毕业了，与校长、班主任、周老师等师长拍了唯一的“全家福”，再后来，我们听说周老师当了副校长，在我上高中时，周老师的工作关系转回到了他的家乡上海。当时也没有手机、微信，于是就此和周老师失去了联系，这也是我们班同学共同的遗憾所在。师恩难忘，周老师现在已经年近八旬，我和同学们想对他说：“周老师，我们想您。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幸福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