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与意外

张旻

《丰德园》出版后，我的心情一直有点特殊。这和我写的这本书有关。此书在我已出版的各种书里，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特别。它不是虚构文本，又不是单纯的纪实文学，也谈不上是园林论著。我自己勉强将它定义为是一本个人视角下的园林记：既肯定它在语言表达上的某种独特性，又承认它在某种程度上的非专业性。

从我准备写这本书到完成它，经历了四年时间，是费时最长的一次写作。从我动笔到完成初稿《丰德园营造面面观》，一个月时间，又是速度最快的一次写作。事实上，我对此书的准备和写作与直接参与园子的“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给我的感受和收获非常难忘，对个人人生的影响，除了内容上的丰富，更有价值和意义上的某种完满。

我的人生经历中和江南园林第一次相遇是在中学时代，12岁至16岁，虽然直到中学毕业都不知道待了四年的校园原是有数百年历史的秋霞圃旧址，此后也没再和它有过交集，但它留给我的至深记忆，令四十多年后发生在这儿的“邂逅”非比寻常。此时我已年届耳顺，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眼前的奇筑佳构，在唤起并丰满沉睡的记忆的同时，也令我很容易在这一刻感悟到山水间所呈现的“壶中天地”的妙趣。由此回眸过往，也有了更多不同以往的体悟和发现。

这四年间，新开启的阅读也帮助我了解和认识江南古典园林在形貌表现上独有的含蓄和深奥。楼庆西的“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五书”、李乾朗的《穿墙透壁》、童寯的《东南园墅》、刘敦桢的《苏州古典园林》、陈从周的《梓翁说园》等等，这些文字既给了我知识，阅读的愉悦更加深了内心的感悟。

若说这四年间我们做的工作还有点价值，那既是“有幸”，又有点“意外”。曾担任过嘉定启良学校校长的已故嘉定名士浦泳，在写于1982年的《秋霞圃的变迁和琐忆》一文里，以1920年秋霞圃因启良学校迁入而进行“修建”的前后，园内所有匾额无一不是嘉定人所写为例，热忱地赞誉嘉定昌盛的文风和名园的特色，希望这些能够保持下去。有幸的是，“嘉定昌盛的文风”延续至今，我们得以有条件实实在在继承和保持名园的传统和特色。

虽然在我打算要在书里安排“匠人名录”一章时，以我有限的阅读视野，我已注意到古代园记中极少有提到匠人的，不过我当时的初衷，主要是我已见到过几位丰德园造园匠人，他们高超的手艺令我叹服，为人的“谦退”更令我想要在书里记下他们的名字。在我写完这一章的初稿后，我从地方文史专家陶继明君转给我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夏咸淳写于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了解到，嘉定明清时期造园蔚然成风，然而无论是史册方志、碑传记序，还是今人园史著述，都没有提到一个匠人，夏咸淳先生只是在明清诗文中考得一人，叫夏华甫。我完成的“匠人名录”这一章，以及我在书中附录的苏州名匠过汉泉撰写的《丰德园建筑说明》一文，因此被有关专家称为“与时俱进”“弥补缺憾”，其实是有点意外的。

关于中国传统匠人为人之“谦退”，这里不妨再举一个实例。丰德园园门旁现有一尊汉白玉碑记，传统手工凿刻，镌刻者是苏州吴中碑刻碑拓非遗传承人戈春男，我曾恳请戈春男君在碑记左下方加上他的名款或堂号，以体现撰文、书写、镌刻“三位一体”，但他的回答始终是简单的两个字：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