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信壳里的故事

□ 王妙瑞

小时候我把信封叫信壳，一字不识的母亲则把信壳当钱包。几十年前10元人民币因颜色之故，市井俗称“青皮”，在低工资年代父亲每月拿81元算是高的了，当家的母亲用信壳装七八张“青皮”绰绰有余。

白信壳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母亲做人品德。父亲一人上班，母亲是家庭妇女，要养6个子女。家里经济条件差，母亲经常帮别人汏衣裳，赚点小钱补贴家用。母亲和父亲分工合作，一个管洗涤，一个管熨烫。寒冬腊月母亲一洗就是二十多件衣裤，双手在冷水里泡得通红，而收入微薄，洗烫一件衬衫仅5分钱。偶尔也有外快，比如摸到有的裤子口袋里有遗忘的一角或二角纸币。但母亲从不私吞，把它晾干后，父亲用熨斗烫平，母亲再放进信壳里，等人家来拿洗好的衣裤时还给他。碰巧的话，归还的钱比收入的钱要多。母亲对我说，做人不能见钱眼开，不管是小钱还是大钱，不是自己的钱都不能要。劳动所得是辛苦钱，但也是放心钱。

老弄堂旁边第五机床厂，一个姓单的工人经常把脏衣服送到我家来洗，因为父亲是新光内衣厂八级熨烫工，烫出来的衣裤挺括。又因我父母的人品好，他还认了我父亲为阿哥。我父亲帮他介绍了女朋友，不久结为了夫妻，我跟着父母到国际饭店去吃喜酒。后来我的“爷叔”当上了车间主任，生产的摇臂钻床，在那个年代出口日本和欧洲，为国家创汇，贡献不小。“爷叔”的工资奖金也越来越高，换下来的工作服包括内衣，仍然送到我家来洗，而且每次有意识地多付钱。母亲说做老实人，就是不吃亏啊。

信壳也见证了母亲勤俭持家的精神。父亲每月给母亲75元养家，自己留6元买饭票和零用。这些钱对八口之家来说并不宽裕，母亲在各方面省吃俭用。比如从信壳里倒出几枚硬币不足一角钱，叫我到舟山路小菜场二楼买豆腐渣，买回来加几片猪油渣炒成一盘菜。母亲也喜欢到唐山路布店买便宜的零头布为小人做衣服。她四十多岁到一家铁木家具厂当临时工，在冲床车间搬运沉重的三角铁，直到退休，也没有为自己做过一件新衣服，上班下班穿的是工作服，还把节约下来的纱手套拆开来结背心穿。旧布头用糨糊粘贴在汏衣裳板上，晒干做鞋板、纳鞋底，我们脚上穿的棉鞋都是母亲动手做的。更忘不了撑船的娘舅从故乡黄岩带来的橘子，除了家里人吃一点，邻居送一点，大多数橘子被母亲在夜里带到大名电影院旁边去卖，一角钱一斤，因为便宜所以卖得快，用来补贴家用。说来可怜，母亲很少吃好橘子，她吃的是箩筐里压瘪的烂橘子。

当年我应征入伍，出发前几天领到了新兵第一个月的6元生活津贴。经过舟山路上的饮食摊，本想饱餐一顿后去四川当兵。但要花去将近5角钱，有点舍不得了，转身回家把津贴交给了母亲，她两眼闪着泪花，把5元和1元的两张纸币塞进了信壳里。

45年前我离开了部队，复员费正好1000元。我没有皮夹子，即使有也装不下这笔“巨款”，就把钱装进部队的牛皮纸信壳，塞在运动裤后袋，用别针别牢，回到上海交给了母亲，她眼里又闪出泪花。我理解做母亲的并非是看在钱的份上，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后来我结婚了，在家里自办的酒席上敬了母亲一杯酒，感谢她的养育之恩。

母亲活到百岁走了，她留下的一只信壳我没有焚烧掉，因为母亲热爱家庭、待人真诚的一颗心都在信壳里啊！我把她生前戴过的金耳环装了进去，让这件珍贵而难忘的纪念品保存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