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器官协调员的1000多天

左图：高晓刚医生。

上图：高晓刚与患者在病房。

上图：器官到达医院后，马不停蹄送至手术室立刻进行移植手术。

左图：高晓刚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做人体器官捐献演讲。

记者｜吴　雪

人这一生，应该看得远一点，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里一样，人的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所谓风雅，随造化、友四时也。所见无处不花，所思无处无月。花之心应为我心。

——日本俳句家松尾芭蕉在写这首俳句时，一定不会想到，有一天它会出现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门急诊三楼的一面白墙上。

这里是一处隐蔽的区域。乍看，这面墙很普通，挂了三幅黑白素描的海报；细看，海报的笔触细腻，描绘的意境颇有故事——一束束细枝的、粗壮的、五朵花瓣的植物与花，在心脏的“土壤”中向上生长，左上角写着两个大字“器观”。

这张名为“器观”的公益海报，倡导的事情与器官捐献有关。

2015年，国家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的合法来源。经过十年推进，中国器官实现了器官来源转型——截至2021年4月，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登记人数为7万人次，每年实现器官移植手术约1万例。

前不久的一天，高晓刚穿着白大褂，从长海医院的住院区健步走来。他戴着黑框眼镜、个子高挑，是典型的医生样貌。高医生热情招呼记者到一间办公室，转身端进来一桶泡面，急促地吃上几口，说：“不好意思，还没顾上吃饭。”

高晓刚是名医生，工作状态时常如此，没点、不规律、顾不上吃饭。更特殊的是，曾经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人还没去世，他就要去谈器官捐献。

延续生命的黄金时间：72小时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个2015年后才出现的新兴职业。

2015年前，中国拯救终末期病人的手段，通常是使用死囚犯的器官进行移植——当时没有公民自愿捐献的体系，此举实属无奈，长期下来，反而形成了负担和累赘。

此外，司法改革之后，器官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据统计，中国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可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

如何摆脱对死囚器官的依赖，解决这个困境呢？

最好的办法是鼓励公民自愿捐献——倡导公民在生命不可挽救时，“自愿、无偿”捐献能用的器官，让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

但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太难了。

试想一下，当一个人早上还在和家人讨论晚上买什么菜，假期去哪里玩时，突然家人就脑溢血倒地，再也救不过来的时候，有个人突然出面劝说：“把器官捐了吧。”任谁情感上都难以接受。

很多人不理解：人还没去世，哪能就要谈器官捐献？！这就牵涉到器官捐献黄金时间的问题——一般捐献黄金时间是患者发病后的72小时内：第一个24小时是家属了解病情，接受现状，通常不适合谈器官捐献；第二个24小时，需要协调员在家属接受患者病情无法救治的前提下，开始接触患者家属，谈及捐献概念；第三个24小时，如果还没推进器官捐献，往往就会由于潜在捐献者病情太重，而丧失捐献机会。

再加上器官摘取的黄金时间在心脏停跳的2到5分钟之内，之后，很快进入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捐献工作必须在医学上认定潜在捐献者无法救治，处于不可逆脑损伤甚至脑死亡的状态下，立即进入捐献协调。

很多人也疑惑：为什么捐献是无偿的，但使用移植物却是有偿的？这是两个概念，后者蕴含了前期的投入成本，比如保存、运输等等。

2015年，全国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组建了这支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一开始，协调员懵懂上路，无人问津，只能做些宣传工作——协调员会根据国外协会发布的文献和辅导手册进行培训，通过学习了解器官捐献的流程和理念，知道亲属心理应激的过程，把握人的情感节奏，学会向家属解释协调员工作的意义。

在中国，人体器官协调员队伍里，一般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有些人把协调员称为“生命摆渡人”，肩上扛着很多责任。在器官捐献过程中，对协调员的要求是很高的，既要懂得心理学，掌握社会学，还要有法律、政策、福利等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协调员是纽带，也是桥梁。

但早期这个职业不被认可和理解，也是现实。高晓刚遇见过愿意捐献的家属，也碰到过反对的、先反对后同意的，这些都很正常，体现了双方建立的沟通和信任。他做协调员的过程中，也见到了无数个中国家庭的人间百态。

“冷血”生父谈条件：捐献可以，拿钱来

高晓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遇到过一些拿捐献谈条件的父母，不为生命的延续，而是为了钱。

2017年，有一个在崇明岛打工的小伙子，务工期间出了严重的事故，送到医院后，治愈的希望渺茫。协调员介入想要做些工作，但得知一个情况：小伙子的父母很早就分居，一直没领离婚证，小伙子一直和妈妈生活。

奇怪的是，这个时候，一直不打照面的小伙子爸爸，突然出现了，找到协调员，张口提了两点要求：第一，孩子养这么大不容易，如果要做器官捐献，能有什么经济上的补偿；第二，打听受捐献者的家庭，对方认为，既然儿子的器官移植到受者的身体里，就把移植患者当自己的孩子，逢年过节他会去移植受者家里看看“儿子”的。

协调员认为这样的诉求特别不合理。首先，器官捐献不能和经济利益挂钩，这是大忌；其次，器官捐献后，放在网上统一分配流转，所有的医生和协调员都不知晓捐者的信息。但显然，这位父亲，在谈判之前，就认真研究了器官捐献流程的关键，那就是——只要是捐献者，父母都要签字确认。作为小伙子的生父，他恰恰握着一个签字确认权。像这种讲条件、开价的情况，把捐献直接当作生意和交易，协调员会坚决予以拒绝，不会再和他接触了。

假如为了顺利获得器官捐献而答应一些无原则的事情，都会给未来埋下隐患——2018年，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人民医院的案子，在整个业内，一直是个警醒。

当时医院重症科主任等6人，在没有红十字会人员在场监督、见证，未经批准跨地区进行人体器官捐献及没有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共同签字确认器官捐献等情况下，实施尸体器官摘取手术，非法捐献获利，分别被判刑。

高晓刚表示，协调员不会做谋利的事，也不允许捐献者家属把捐献当生意来做。但是假如碰到一些弱势群体，协调员会酌情考虑，尽力提供帮助，如果力量不够，还会向省级红十字会反映情况，引导更多爱心力量来提供帮助。

例如，2020年，一位快递小哥意外车祸去世，家人同意器官捐献。当时他妻子还怀着二胎，坚持孕育这个小生命。可是等孩子出生后，却发现孩子罹患先天性唇裂。

这时候，红十字会就介入了，从募捐到启动基金，再到联系上海九院专家会诊，目前患儿已经成功完成一期修复手术。

高晓刚说，协调员一直抱有这样的理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哪怕他们没有进行器官捐献，协调员知道了，可以做的，也会去援手。“当你把当事人的困难收集起来，想办法解决，得到他们的认可，他们才会信任你。”

捐献老伴儿器官，被亲戚气愤指责

器官捐献事关重要的伦理问题，在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里，当一个人逝世后，最为讲究身体完整地入土为安，否则就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但也有很多家庭，从生命延续和利他主义的角度，自愿参与器官捐献，出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曾有一对老夫妻，退休后在上海安享晚年，买了房子，做了规划，但两人没有孩子。有一天，夫妇俩在外滩跑步，老爷子突然倒地不起，后脑勺直接撞到了观光平台的硬石板路上，当时就人事不省了。送医后救治的希望渺茫，老太太便主动提出器官捐献。她说，作为丁克家族，以后没人陪她了，她准备去养老院养老，但内心的希望是，老爷子的生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那天，老太太家里来了很多人探望，外人甚至家属都特别不理解。他们认为，老太太家境好，不缺吃穿，为何要卖老伴儿的器官赚钱？话说得不中听，但老太太有自己的想法。协调员立马就跟进了。

当时是2016年，遗体和器官捐献工作体系初步建立，神经外科的教授怕惹纠纷，赶紧翻阅最新的指南一条条核对。但高晓刚觉得不该站在谈判、风控的角度，应该和家属坐在一起坦诚地聊。老太太也觉得，越早捐献，她的先生也能留存更多。

家属有质疑，协调员就要“搭桥梁”，这个桥梁就是真正站在对方角度思考，知晓他们的想法，解决他们的难题。高晓刚坦承，“我们总以为老年人思想固执，没有与时俱进，实际上，在很多案例中，我看到有很多老年人做主的”。

一位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小儿子突然脑溢血住院了，大儿子不同意器官捐献，他认为弟弟还能活得更久。这个问题的选择权就交给了老太太，老太太做事也很清晰，说问下儿媳和孙子，孙子同意了，后来是老人做主，签了字。

结果远方亲戚来了，极力反对，各种指责，拖了一个小时探视时间。等他们走了，老太太回头和高晓刚小声说：“他们说反对意见时，我不太好表态”。高晓刚很佩服这样的老者，遗憾的是，患者病情太重，说话的时候心跳停了，最终没能完成器官捐献。

意外去世的孩子们

在高晓刚所有接触的案例中，最让他揪心、痛心的是父母为即将离世的孩子，做器官捐献决定的那一刻。

孩子都是天真烂漫的天使，协调员会遇到各种原因夭折、意外离世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没有其他的诉求，没有世俗的想法，就是为了亲情和生命的延续：快一点，再快一点，让所有的器官能救人，让所有的器官活下去。

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高晓刚心里非常感动，“因为我也是孩子的父亲，特别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爱，这样的生死离别，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一生都无法治愈的伤痛。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都像放电影一样，有不同的画面，不同的泪点，但最终的核心就是情感”。

媒体曾经报道过，浙江7岁的小男孩东东，意外出车祸受到重创，抢救了30个小时，没能等来奇迹，父母作出了器官捐献的决定；最近，在山东泰安，意外溺水的3岁男孩浩浩（化名），捐出了1个肝脏、2个肾脏，让3位与他年纪相仿的孩子重获新生。

其实，只是看到这样的报道，就让人情绪绷不住了。

记得2017年，有一个来自重庆的小女孩子，是学校广播站的一名广播员，会画画，学习好，是父母心里的小天使，“别人家的好孩子”。谁料，肿瘤在她的颅内悄悄生长，直到有一天，女孩在学校里突然晕倒了。

平时家长对脑部检查很轻视，再加上小朋友会闹，一般不会去查头颅的情况，只有老年人有脑梗史的才会去定期查一下。当时高晓刚就觉得情况不好，因为心脏不好兴许换一个还能救活，但脑死亡是真正的死亡。

后来在器官捐献的纪念活动上，女孩妈妈朗诵了女孩写的广播稿。在场所有人，都感动哭了。

高晓刚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大学生，也属于那种优秀的“别人家的孩子”。他是班长，女朋友是团支部书记，男孩很幸运，毕业后被一家外企留用，两人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结果，在旅游结婚的时候，男孩视觉、听觉上出现了幻视、幻听。

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大碍，他老婆还开他玩笑。但回去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到医院检查，颅内长了胶质瘤III级，父母知道后，从老家赶来，陪伴儿子在上海某家三甲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也在其他医院接受了放射治疗。

但这些措施并没能阻止病情的发展，患者父母知道孩子救不过来了，就一直在上海医院陪着他。一家人都是知识分子，很理性地和协调员谈条件，也谈到了目前面临的困难。

男孩的父母提出，希望在孩子弥留之际，能为他提供必要的医疗看护条件，即使有医疗救助政策，他们也选择用医保范围内的救治药品，不增加医疗成本。他们愿意完成器官捐献，仿佛很理性地接受这件事，每天定时定点给孩子喂药、擦身、用药。

突然有一天，男孩的爸爸找到高晓刚说：“高医生，我儿子今天不好，我感觉我儿子可能不行了。”高晓刚过去一看，真不行了，马上启动捐献程序，进行脑死亡状态的判定。签字早就签完了，整个过程都非常非常理性。但真正到了告别的那一刻，妈妈受不了了……

高晓刚很少去回忆这些案例，但当记者提问时，案例一下子涌上来太多了，告别的画面，尤其记得清楚。高晓刚说：“我是一名医生，面对病情时我要理性，但看到这些画面，作为同样是父母的我，也受不了。”

大多数时候，高晓刚会回避和孩子家长去谈。“前期我会告知他们一些政策性的东西，会协调好力量陪护他们，但真到了要张嘴的时候，我会让没有孩子的人去张嘴，年轻的协调员硬着头皮去，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陪着哭，陪着宣泄情绪。但是当情绪宣泄完后，他们还是希望，孩子的生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采访进行到这里，高晓刚沉默了足足三分钟……

他的拒绝是正常的，他的同意是伟大的

做协调员多年，高晓刚通常会回避“一定要谈成”这种理念。他认为和患者家属之间，必须坦诚，才能彼此信任。

“我常常和年轻的协调员讲，任何一个患者家属，他的拒绝都是正常的，他的同意是伟大的，是应该赢得尊敬与感激的。这样的工作态度才是正确的，哪怕他们现在不同意，以后可能会转变。”事实上，高晓刚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曾经有一位大姐，打电话到医院咨询遗体捐献的事情，但医院不做遗体捐献，就介绍了器官捐献的流程及团队。了解过后，大姐没有深入再谈了。但过了好久，她一个姐妹的老公，正好在这家医院抢救，人救不过来了。她就打电话来说，你们要不去联系器官捐献看看？

这就是“熟人社会”的效应，就像协调员为什么要去大学生中间推广，如果熟人接受了，捐献方自己的压力也会小一些，甚至还可以给对方提供帮助。比如说，当时知道这位大姐推荐的捐献者，家里有两个儿子，很内向，每天在家打游戏，职业上没有出路——高晓刚知道后，专门给他们做了一些培训，比如，怎么答辩，怎么讲话，怎么应聘，现在看两个小伙子的朋友圈，工作找到了，女朋友也有了，生活很幸福。

2021年，“协调员”这个职业有了一个变化——正式转为了红十字会志愿者，所有的协调员只能在红十字会里产生，这样一来，认可度就变化了，协调员不是劝捐，而是让相关家庭实现捐献的同时，提供养老、上学、福利待遇等一套解决方案。

目前，上海市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服务队的协调员共有200多名，全国有3000多名。高晓刚认为，器官捐献的工作和理念，需要在象牙塔里普及。“2017年我第一次和复旦的大学生交流时，和他们探讨死亡的意义，我讲到，人这一生，应该看得远一点，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里一样，人的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