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的新变数

李连杰“黄飞鸿系列”。

《毒舌律师》。

《踏雪寻梅》。

《给十九岁的我》。

《阖家辣》。

港片真正的出路是“港片港味”，而这份“港味”可以是指接地气、讲故事。

撰稿｜马纶鹏

这一代人对香港电影辉煌的记忆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片几乎定义了电影的全部模式和想象。那时候的录像厅里坐满了热血青年，上一秒发哥风衣翩翩点燃钞票的潇洒让我们目瞪口呆无比膜拜，下一刻就沉浸在神癫功夫片《东成西就》的情意绵绵剑里，最后收场大概率是星爷的无厘头，里面有无数小人物的心酸与不舍。97之后，香港电影变得有些无所适从，曾经最拿手的类型片裹足不前，TVB造星机制供血不足，关键是整体工业和美学落后于好莱坞，更不能满足胃口和眼界越来越高的内地观众。曾经的那份爱变成“错爱”，许多人哀叹“港片已死”。在经历过《无间道》系列短暂“回春”后，香港电影似乎还严重依赖周星驰的转型，2000—2014这15年中本地票房前三且超过5000万元的只有星爷的《少林足球》《功夫》《长江七号》。

大家都不看好的氛围中，新冠疫情又雪上加霜。不过，港片却在全球电影产业中最快完成了“华丽转身”，不仅有2021年《梅艳芳》本土票房过6000万港币，2022年《明日战记》过8000万，2023《毒舌律师》创纪录超1亿，三年三大台阶，而且香港电影节最先恢复线下观影和活动，一众艺术片全面回血，异彩纷呈。这种迅猛高效像极了《叶问》系列中咏春的拳拳到肉，隐隐的大气包容与宠辱不惊又和《一代宗师》的气质不谋而合，感觉“妈妈的神奇小子”又活蹦乱跳地回来了。

美国著名电影学者David Bordwell在其再版的“Hong Kong Planet”中评价香港电影，“尽皆过火，尽皆癫狂”(All Too Extravagant, Too Gratuitously Wild)。新世纪的港片继承了这种用力过猛，无所不用其极的风格之外，还逐渐显露出新的微妙平衡和十足冲劲，也许莫大的变数就是最深的期待。

“大中华圈”内类型做大，美学做强

“时势造英雄”。香港电影历史上命运都和内地、华人圈子息息相通，脉脉承连。港片在1949年之后就开启了“升级打怪”模式。最早的“黄飞鸿系列”就是创建于此时，造就了第一代本土打星关德兴、曹达华、石坚等人；从新马回来的邵逸夫成立邵氏，和电懋两大影业巨头相互竞争又惺惺相惜，却成就了歌舞片和家庭剧的黄金年代；电影工业迅速与国际接轨，摄制五彩片，引进好莱坞制片厂制度，一度出现“七日鲜”（七天完成一部电影）的奇迹。这些都是归功于内地南下影人的涌入和大中华圈的市场贡献。如今香港影视的多元类型基础和实用工业美学都是在这个时期逐步完成。

然而97回归前后，港人普遍感到焦虑和迷茫，“近乡情怯”和“2046情节”成了香港人套在自己头上的黑头套，蒙住了双眼，也让电影产量极度萎缩，从黄金时期的年产三四百部一下子跌到几十部，质量更是不比以前。成熟类型变成了“电影快销”，短视、急功近利、哭笑不分、过度商业化、落后的工业流水成为千禧年港片的特性。

2003年所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让香港电影找到了新世纪的新出路，就是“合拍模式”。David Bordwell书中也有专门对“大中华脉络”(The Chinese Connections)的讨论。此背景下，本土电影人纷纷“北上”，融入到祖国巨大而宽广的市场中，王晶提出了“只有华语电影”，成龙说“现在只有一种电影叫中国电影”。有人就武断认为合拍模式下的“港片已死”。这其实是非常幼稚的“零和思维”。香港电影依托大中华圈，其实迸发出新的活力，保持着独特的类型优势和美学特征。

港片类型上的坚持和完善，可以看两位北上的成功导演陈可辛和徐克。前者先后尝试了歌舞片（《如果·爱》），功夫片（《投名状》《武侠》），商战片（《中国合伙人》），现实题材（《亲爱的》）等，叫好又叫座；而徐克基本深耕武侠，专注历史传奇故事，以“狄仁杰”系列、《七剑》《龙门飞甲》为代表。两个人成功的秘诀就是内地提供丰富的素材以及拍摄条件，他们进行类型化创作，尤其是各自擅长的人物细化感和瑰丽奇幻风。内地资源+港人开发是合拍片的“撒手锏”，在此基础上，两人都完成了“主旋律”转型，陈可辛的《夺冠》和徐克的《智取威虎山》《长津湖》系列都是范例。所以合拍片是让香港电影的路子越来越宽，舞台越来越大，而非相反。

港片的美学做强则体现在丰富多元的表达上。2021年代表中国香港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的是《少年的你》，关注内地高考少年，以及校园霸凌这样的深刻社会议题，但在香港导演曾国祥操持之下，融入了香港青春片的特质，特别是当年80年代新浪潮严浩、徐克镜头下港少的叛逆不羁，以及90年代“古惑仔”系列的明争暗斗，手持晃镜、跟拍以及快速剪辑甚至有些杜琪峰黑帮片的感觉。曾国祥另一部《七月与安生》摈弃了大陆青春片三角恋的狗血和俗套，而是更多借鉴日韩，将少女成长与困惑放在首位。另一位本土影人许宏宇则从剪辑入行，融合内地、香港、好莱坞三地经验，把美国的电影工业系统概念和手法带回国内，其执导的《一点就到家》紧贴时事又充满时尚感，拼接了青年创业和乡村脱贫热门话题，用香港导演的视角和技巧构建了一个鲜活的中国故事。同样，资深影人刘伟强在其港片《血滴子》《精武风云》中注入了曾经被港片忽视的民族大义和情怀，而在其执导的“新主流”大片《建军大业》《中国机长》《中国医生》中则强调了商业类型的美学体现。

未来，“大湾区电影”大有可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框架中香港电影一定会做大做强：香港电影逐步升级为岭南特色，动画电影《雄狮少年》，剧情片《热带往事》，戏曲片《南越宫词》都有真切的南方风韵；而广东更是粤语片最大票仓，《毒舌律师》的内地票房基本来自广、深、佛等地。即将上映的电影《暴风》，由珠江电影集团主投主控，香港导演陈嘉上执导，香港演员陈伟霆与内地演员王千源共同主演，汕头取景，讲述上世纪30年代广东秘密交通站的一段红色往事。这也许就是“大湾区电影”最好缩影。

商业市场、艺术探索、社会现实的平衡

“戴着镣铐跳舞”充分反映了香港电影的不易和成绩。“北上合拍”也有些负面冲击，为了迎合内地市场和符合更严格的审核制度，香港影人很多时候不得不服从制片人和资方的想法。合拍类型无法突破，本土艺术探索又面临商业规则所限，部分香港电影逐渐沦为“四不像”，失去了说故事能力，逐渐丢失港片基本盘。1980年，成龙《师弟出马》首次超千万元票房，2023《毒舌律师》票房过亿，这中间是43年的跨越。而《毒舌》的成功超越恰恰在于在商业、艺术、现实三者之间游刃有余，这也是近年来香港电影突围的秘诀。

《毒舌》意外大火，其实是它拾起了香港电影曾经的光荣传统：为底层人物发声。无论是80年代“许氏兄弟”在《半斤八两》的主题曲中那句“我哋呢班打工仔”还是星爷在1999年《喜剧之王》中“盒饭人生”，都有这个传统。《毒舌》所抗争的就是看似无所不能的权力，官司也许渺茫，贫富也许有鸿沟，阶层压迫总逃不掉，但老百姓需要宣泄。用社会现实入题，艺术上的励志和反转，终于获得市场认可。

香港电影的商业成功无需赘言。但很多人会质疑港片的艺术性。其实，香港电影除却上文提到的类型精准高效之外，它的“无厘头”手法，神癫风格，暴力美学都是独树一帜。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习以为常却格外重要的就是港片开创的武术指导传统，在世界影坛，Martial Arts Director，也就是俗称的武指，成为必不可少的职位，享负盛名。

新世纪以来香港电影的艺术探索更是有目共睹。香港新浪潮中最闪亮的女性导演之一，曾经有“移民三部曲”的张婉婷返璞归真，从国际化视野回到香港本土生活，从剧情片的千头万绪改为纪录片的真诚简朴。她的《给十九岁的我》(2022)是部校园纪录片，缘起其母校“英华女学校校舍重建”，但着眼点却是千禧一代在应试教育、个人梦想、家庭负担、社会转型下的五味杂陈。电影跨度十多年，采访超百位学生，挑战伦理困境，即摄影机的窥私与为受访女生发声，“在场”与抵抗如影随形。虽然公映后遭到主演的质疑而暂停，但却在本体论上对纪录片提供了再思考。

再回答类型片的艺术创新。以港片最拿手的黑帮警匪片为例，从表现到隐喻，从狂放到陨落，从吴宇森似的子弹飞舞和白鸽腾飞到极度内敛，新时代的警匪枪战都是电光火石，点到为止，比如《树大招风》(2016)。弱化了当年主角的英雄感，更强调法网恢恢，更注重人物细腻心态变化，而非场面铺张渲染。这是香港回归带来的正面疏导。此外陈果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2014)在鬼片中注入了强烈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而翁子光的《踏雪寻梅》(2015)则在悬疑破案中保留了大胆的暴力血腥色情的“香港特色”，却更注重社会意义剖析，以真实案件改编，把移民和草民在大都市的无能为力以一种真实到窒息的方式表现出来。

所以，过去几年香港出了特多聚焦弱势社群的电影，包括街头露宿者、情绪病人、精神病人、变性人、伤残人士等。社会现实的揭露和呼吁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刻。但即使以弱势群体做主角，这些电影都不是单纯卖惨或者兜售情怀，更多关注如何借力电影的艺术表达去寻求更多市场的聆听和关怀，《麦路人》《叔·叔》《翠丝》《沦落人》《妈妈的神奇小子》《一念无明》《浊水漂流》都是典型。

“港片港味”永远是不二法门

有人说，当港片的情怀被消耗殆尽，港片就真的没落了。不尽然。情怀可正可负，怀旧亦是双刃剑。港片真正的出路是“港片港味”，而这份“港味”可以是指接地气、讲故事，就像张婉婷的《给十九岁的我》跟踪中学女生数十年，以平视的态度尝试进入她们的世界，也会像新晋导演吴咏珊与杨潮凯的《喜欢你是你》以一种浪漫而青春的视角去看待校园女同学之间的暧昧友谊和情感。“港味”也可以是香港本土故事，无须猎奇，但要“陌生化”，会更多赢得内地和世界的关注。例如《阖家辣》《还是觉得你最好》两部喜剧片，以香港贺岁喜剧套路出发，没有水土不服的笑话，全是港人感共鸣的话题与笑料；而《缘路山旮旯》更是一封给香港人的情书，以段段香港山旮旯感情故事道尽香港时下感情百态。

“港味”也包括影评人毛尖所谓的“不能配米饭的菜，都是‘耍流氓’”——在毛尖看来，香港电影之所以能抗衡好莱坞，首先就因为港片为全球电影示范了什么是好吃。“好莱坞也好，港片也罢，都好在能拍出食物的平民性。满汉全席或者国宴类美食，都是食物的修正主义，真正让我们心旌动摇的，从来都是普通食物。”就像TVB和许多港片中的那句经典台词，“你饿不饿?我煮碗面给你吃啊”。再来一杯暖乎乎的热柠茶，电影抚慰人心，亦抚人胃。（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