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动消费”已过时 有些球员根本不值

刘寅涛是朱炯的小“迷弟”

在圈子里摸爬滚打久了，刘寅涛对足坛大环境的变化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觉得金元足球的泡沫在逐渐破灭，球员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享有政策优待的年轻人不再是被各家俱乐部争相砸钱抢购的香饽饽，他们中的不少人需要放弃一些什么来换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2018年底的时候，申鑫的财务情况已经很不乐观了，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很多球员想来申鑫踢球。”刘寅涛回忆道，当时一些球员纷纷表示自己不在乎工资的多少，更有甚者愿意放弃薪酬，只为能有一个在中甲平台上踢球的机会，“以前球员要拿到一份合同很简单，可能签约之后踢不上球，薪水却还能照拿不误。这两年就明显不一样了。”

刘寅涛记得很清楚，“U23政策”刚出台的时候，很多球队老板由于担心自己没有好的球员，于是便只管砸钱买人，不计成本，“三四年前，有球员去试训，球队可能稍微看一下他的表现就会给他一份合同，甚至有时候不惜打破薪资平衡。”

所谓薪资平衡，是某种程度上的按劳分配，主力和替补各有各的薪酬标准，这是一家俱乐部维持健康、稳定的财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奈的是，在金钱至上的不良竞争环境之下，有些俱乐部全然无视薪资平衡的重要性，不管球员本身到底值不值这个价，也不管球队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员储备状况，只想着先靠超出原俱乐部多倍的高薪挖人，颇有种“挖到就是赚到”的意味，至于球员适不适合自己的球队、加盟后能不能有所贡献，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畴中。

当有俱乐部开了这样的先河，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俱乐部紧跟着效仿，不顺应“潮流”的后果，便只有捡别人挑剩下的份儿。长此以往，球员的身价和薪酬水涨船高，其中有的人货真价实，能堪重任，多花的钱就理解为“物价飞涨”，但也有人溢价严重，来到球队后毫无作用，能力配不上高薪。“当时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一些球员的个人能力没有达到一定标准，却拿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合同，等到了球队里根本踢不上球，但哪怕他只是坐在场边，也能享受这份合同提供的高薪。泡沫就这样产生了。”刘寅涛补充道，“有时候主力和替补拿的钱可能是差不多的。”

一些俱乐部任人唯亲管理上缺少专业人才

出现这样不太公平的情况，除了一度盛行的挥金如土的风气，还要归咎于不少国内俱乐部内部混乱的管理模式。有些时候，挑选引援人选的大权并不在教练组手中，俱乐部管理层或许会单凭几项数据就能拍板决定，“有的管理者甚至是不懂足球的，他们可能听了别人对某位球员的评价，或者看了一些资料，觉得还可以，就砸钱买人，而不是先找教练或专业的人去对球员进行评估。”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往往能事半功倍，让各方利益都最大化。很简单的道理，在一些国内足球俱乐部中却鲜少得到体现。“有些俱乐部的管理层就是靠关系来任命的，他们可能既不懂足球，也不懂管理。”某中甲球队领队曾如此无奈道，“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才进入俱乐部工作。”

“在中国，有的企业在投资足球后依然按照经营公司的那一套来管理俱乐部，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既了解老板的需求和心态，也对足球有一定理解的人来做俱乐部与母公司之间的衔接。”刘寅涛是这样想的。

除此以外，教练组在一支球队中所拥有的话语权，也是球队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元素，比如球员到底是听主教练的还是听总经理的，再比如投资人是否会过多干预球队的运作，都会对球队竞技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然，没有人和钱过不去，俱乐部老板就算再热爱足球，也不希望自己的钱打了水漂，而在鲜少有球队盈利的中国足坛，所谓的成功和收获，便需要靠短期内的竞技成绩来作最直观的体现。“老板的心情不难理解，但从球队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其他的现实问题，比如球队的预算怎么用，是不是主教练说了算？引援方面是不是根据主教练的需求来？现在有些球队的主教练就是只管训练和比赛，不怎么和球员沟通，在引援上也没太多权力。”

一些球员的个人能力没有达到标准，却拿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合同，在球队毫无作用，能力配不上高薪。”

“降温”来迟了，降薪应因“人”制宜

如今，过了头昏脑热的“冲动消费”时期，不少俱乐部的投资人都开始趋于冷静。对某些人来说，足球是一笔生意，但不管是想从中获得政策优惠、商业利益还是单纯的快乐与满足，当看到自己之前大把大把的资金没有得到正向的回报，生意人们也开始考虑到底应该如何花钱。

“从每年资金的投入上来看，中甲中乙的球队也都多多少少在缩水了。明显老板都不高兴再投钱了，他们拿到的回报和投入不成正比。”刘寅涛又举了个例子，以往U23队员想找球队很容易，稍微体现出一些竞技上的特点便能得到一份不错的合同，但在真的加盟球队之后，他们中的多数却很难在赛场上拿出精彩的表现，“那么老板就会觉得自己的钱花下去确实冤枉了，他们也会提醒自己稍微理性一点，不能再乱投钱了。”

遗憾的是，这样的冷静期来得还是有些迟了。上赛季结束后，中国足坛经历了最大规模之一的职业俱乐部“退出潮”，包括天海、四川、申鑫、大连千兆等在内的22家各级别俱乐部相继解散，其中不少球队都曾有过长期的欠薪。毋庸置疑，“钱”是最大的问题。和大部分能依靠门票、转播权、市场开发等方面的收入自给自足的欧洲俱乐部不同，国内俱乐部极少能获得盈利，基本都需要依靠母公司才能维持生存，如此单一的供血方式令一些中小俱乐部的投资人难以为继，不得不做出退出的抉择。

尽管足协自2018年起便出台了一系列限制俱乐部投资的政策，包括“注资帽”、“薪酬帽”、“奖金帽”和“转会帽”的规定，但收效甚微。“金元足球”的余波未退，拼财力依然是中国足坛的常态。

本月上旬，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表态，今年中国足协将严查各俱乐部的“四大帽”执行情况，整顿整个联赛俱乐部的财务体系，和投资人上下齐心地将“虚火”降下去。

与此同时，针对疫情期间的薪资发放情况，中国足协也向各级联赛的俱乐部发出降薪倡议，建议在联赛正式开始前，各俱乐部可以对球员和教练进行合理的薪资调整，降幅可达到30%至50%。目前，各级俱乐部均对这一倡议表示了支持和认同，但只有中甲球队新疆天山雪豹和中超球队大连人公开表示已与球员达成降薪协商。

在刘寅涛看来，疫情期间的降薪或许很难在中国球队中推广，“国外球队的盈利，很多都是靠比赛日收入，联赛停摆了，俱乐部自然就没钱了，但国内球队在这方面基本是不赚钱的。”刘寅涛解释道，“更何况中国球队大多数都一直在正常训练，如果再要降薪，球员肯定会有想法了。球员想的也很简单，我已经来上班了，不能踢比赛是受大环境的影响，不是我自己不想踢。”

“如果真的要降薪，比较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先从还没有归队的外援和外教开始。”不过，刘寅涛认为很少有俱乐部愿意主动将降薪落到实处，“俱乐部也不想让球员觉得不舒服，尤其是要争冠的那些强队，更不太可能这么做。”

赛前集训已四月，不管中乙谁来踢

按照中国足协的初步方案，新赛季中乙联赛预计将在6月中上旬开打，但目前尚未最终确定，仍不排除继续延期开赛的可能。

“最早我们做的是5月中旬开赛的准备，后来知道要推迟，我们也没管，还是先按照这个时间安排去走。反正已经开始练了，也没必要中间再停顿一下。”聊起中能的备战情况，刘寅涛也有些许无奈，联赛的长期停摆和迟迟未定的开赛时间，对球队而言都是一种挑战，“按照体能教练的说法，我们队员的竞技水平已经差不多到达可以参赛的状态了，但联赛到现在都还没开始，我们只能再重新调整。”

一般而言，在联赛开始前，一支球队需要进行六至八周的备战，将球员的身心状态都调整到最佳状态，但在今年的特殊情况下，中能已经展开了四个多月的赛前训练，训练计划也不得不多次修改，“反正我们就这样练着，多做准备总归是没错的。”

如果不出意外，U19国青队和部分中超U23队将在新赛季空降中乙联赛，尽管这些球队并不参与升级竞争，但他们的参赛或多或少会对中乙球队产生影响。“我们不是很担心，也不会考虑太多。”刘寅涛不以为意，“不管是什么队来踢，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训练来，内容都是跟着朱导的思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