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切忌操之过急

中国足协下发了关于俱乐部总支出压缩、球员进一步限薪、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等政策，再次引发了中国足球圈内的广泛讨论。其中，与球迷最为息息相关的球队改名一事，更是遭到了多方质疑。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在他眼中，足协的这项政策“形象工程大于实际意义”，并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今天的“改名”究竟有哪些不妥之处。

本报记者 龚哲汇

首先是政策的合法性，中国足协作为非营利性的机构，在颁布这条政策时是否得到了大部分俱乐部的支持。换言之，这项决策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还是自下而上的表决。在周一举行的2020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广州富力董事长就名称中性化表态，“这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必经之路，富力的更名正在进行中，也由衷地希望中国职业足球能够越来越好。”但对于其他俱乐部而言，是否也是持相同的态度，这一点不得而知。

从近十几年的发展来看，中国足球俱乐部，尤其是以中超俱乐部为主的第一集团，大多是以企业注资的形式生存。为了扩大影响力，企业选择投资球队，像广州恒大、河南建业、上海上港等，其背后的“金主”恒大、建业、上港都收获了知名度，如今仓促改名，是否对一直以来投入的企业造成了损失？足协如何妥善处理企业过去所进行的投入，这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足协关于中性名的政策初衷，是为了迎合了世界足球的发展潮流，延续球迷文化，与国际接轨。在隔海相望的日本，J联赛的“去企业化”是一个令中国足协艳羡的案例，“三菱重工”改为“浦和红钻”、“松下电器”改为“大阪钢巴”……但顾骏教授认为，这样的学习过于盲目，不仅是本末倒置，更有“作秀”之嫌。

首先，改了队名，中国足球的成绩就能变好吗？在2017年，中国足协制定了针对中国男足的《2020行动计划》。如今2020年已到年底，当年足协制定的六大计划全部失败。不仅在狭义上，国家队和俱乐部的竞技水平和比赛结果没有完成“业务指标”，中国足球的形象、足球文化的推广和足球商业化的程度也没有提升。从现在的情况看，足球在中国根本算不上一个大众的运动，商业化程度非常低，人们对中国足球俱乐部和球员的形象也并不认可。

其次，在中国关注足球的人，最终给足球这项运动买单的人还是球迷。在足协颁布改名政策之前，曾有五家俱乐部的球迷会联合发表声明，希望足协不要“一刀切”，保留国安、建业、泰达等老字号球队队名，然而球迷的心声并没有被足协采纳。作为足协，本质上应该是为球迷服务，两者之间不应是上下级，而是对等的关系，球迷支持足协的举措，而足协听取“衣食父母”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玩自己的，实行“一言堂”的作风。毕竟有了狂热的支持者，中国足球才会得到赞助商的青睐，甚至有球迷会支持自己的后代选择职业足球的道路，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方面，足协应该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为方向；另一方面，抛弃传统就等于割断精神命脉。像建业这样二十多年没有改过名字的球队，如今却被迫改名，“无形资产”就此流失实在令人难以接受。顾骏以北京知名品牌全聚德为例：很多人选择全聚德都是慕名而往，今天的全聚德烤鸭和一百多年前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这个名字和其背后的历史、人文内涵就是最大的财富。与J联赛球队改名不同的是，老牌球队的名字已经在当地形成了足球文化。提及国安、建业、泰达这些名字，球迷们率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主队，之后才是其背后的注资方。

最后顾骏认为，与其纠结名字上“文字游戏”，不如从细微和根本上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中国足球有青训、足球人才培养等专业问题，也有足球文化推广、足球商业化的一些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问题，如何与地区加强联系、如何实现足球之外的资源共享，这些才是中国足协应该予以指导的方向。

在12月31日前，各俱乐部需要把中性名上报足协竞赛部审核。一些俱乐部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向球迷征集方案，但也有像泰达这样的球队由于时间比较紧迫，来不及公开征集，只能内部集思广益，争取拿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结果。中国人一向重视取名这件事，中国足协正式颁布的改名政策，只留给俱乐部半个月的时间，实在是有些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