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什干大撤退

11月22日，当飞机起落架发出“哐当”的颠簸声的时候，机舱里的九名北京国安俱乐部滞留塔什干人员的心里终于踏实了，他们涌动的心潮将眼眶一遍遍打湿。“回家了！”这句话在心里憋了157天，终于可以说出来。

从6月18日出征，到11月22日返回，这157天里，代表北京国安征战亚冠联赛的球员和工作人员，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

1 去不去？

当亚足联公布亚冠赛程的时候，国安俱乐部就已经意识到亚冠赛程与联赛赛程的冲突。为此，俱乐部方面与中国足协多次沟通，问题都只有一个：亚冠，去还是不去？

最终，国安还是派出了这支本来寄希望于在全运会争光的球队去参加了亚冠。国安将预备队除了伤病之外的全部主力，加上已经上调一队的部分2000年出生的球员一起，组成了亚冠代表队。杨璞担任代表队的领队，扬戈维奇为主教练，考虑到球员太过年轻，与亚冠球队的实力差距巨大，经过教练组评估，特从一线队抽调了出生于1997年的门将郭全博。

就这样，国安一行34人的团队，在2021年6月18日从北京出发，奔赴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亚冠赛场。

只是，此后发生的事，谁也没有想到……

2 一丝担忧

国安的对手菲律宾联城其实在亚冠期间与国安非常“亲密”，两支球队同住温德姆酒店，而且还住在同一层。更为“亲密”的是，两支球队并不是分区分队入住，而是混在一起。国安球员的房间隔壁可能就是联城球员的房间，联城球员房间的对门可能就是国安球员的房间。用国安球员的话说，这就是“街坊”。

这让国安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心里产生了一丝忧虑。

忧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温德姆酒店除了亚冠球队之外，还对社会人员开放。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疫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整体还都在可防可控的范围。

真正令国安方面忧虑的，是对手菲律宾联城。国安的联络官看着联城的联络官每天忙里忙外，才知道因为菲律宾联赛暂停，联城球员已经放假，队中有很多菲律宾后裔入籍球员，他们分处世界各地，为了参加亚冠，这些球员要从英国、德国、西班牙、美国等世界各地来到温德姆酒店集合，然后入住在国安球员的隔壁或者对门儿。

亚足联亚冠赛区组委会、乌兹别克斯坦足协、菲律宾联城代表团和温德姆酒店的工作人员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国安代表团从防疫的角度，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国安方面多次向温德姆酒店和亚冠赛区组委会提出过申请调换房间的要求，希望能够让国安球员和联城球员分队分区入住。

但联城的先遣员于6月18日上午早一步到了温德姆，他们的球员是陆续从世界各地赶来。而国安18日傍晚集体入主温德姆酒店的时候，联城队员还没有来齐，但是已经有先来的人员入住了。如果要同意国安方面申请的话，就要让他们都搬出去重新调换房间。亚冠赛区组委会和温德姆酒店一没有防疫意识，二嫌麻烦，三不想打扰联城队，因此也就没有同意国安的请求。

无奈之下，国安代表团只能向球员强调，全队要统一且严格地按照酒店提供的就餐时间和亚冠方面安排的训练时间来执行，减少与联城球员碰面的次数，并且让球员随时佩戴口罩，及时洗手以及消杀。

出国以后，国安球员们才发现，中国人的团队意识明显强于对手。每次吃饭，国安球员都是统一时间统一着装到饭厅，按照安排好的座位落座，吃完饭就一起离开去往训练场。

但菲律宾联城的球员，总是三五成群的，或早来，或晚走。有时候国安全队到饭厅，联城球员吃完还没走，还聚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着。有时候国安全队还没吃完，联城球员就来到饭厅抄起盘子就往里面夹东西然后大快朵颐。

忧虑一直困扰着国安代表团，不过，好在前面四场比赛踢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亚足联对各支球队进行的例行核酸检测，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但第四场比赛踢完后，有几个国安小球员发现，他们的两个房间的“街坊”大门紧闭，也没有人员进出。几个联城球员路过这个房间的时候，还指指点点、若无其事地说着什么，国安球员仔细一听，对方在谈论“COVID-19阳性”的问题。

3 踢不踢？

“坏了！”几个听到谈话的国安小球员马上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杨璞，国安代表团马上与亚冠赛区组委会以及温德姆酒店联系，要求核实信息的真伪。但亚足联方面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马上就是跟联城的比赛，“踢还是不踢？”这个问号一直都在代表团的脑海里盘转。在亚足联赛区组委会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国安代表团首先想到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于是严正提出要求单独使用一个就餐环境，绝对不能与联城队共用一个饭厅。

这个要求得到了酒店的同意，从那一天起，温德姆酒店为国安球员提供了一个会议室作为就餐室。

国安代表团还派出了几名工作人员去联城方面探听情况，但联城的联络官此时已经不愿意多说，到底联城感染新冠病毒的是谁，几个人，都住哪个房间，一问三不知。

同联城队比赛当天，亚足联方面仍然没有明确的信息，但他们也作出了调整，决定在比赛当天早上，增加一次核酸检测，下午出结果，然后让核酸检测呈阳性及密接人员留在酒店，其他人员参加比赛。

这种情况下，似乎国安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再拒绝参赛。前往体育场打前站的国安先遣员发现，联城来到体育场的先遣员只有两人，而后联城全队的大巴抵达时，从车上一共就下来20多人，这就说明还有少一半的联城人员没有来到体育场。

而留在酒店那边的国安工作人员也密切注视着联城，联城队在出发前，亚足联的工作人员进入了联城的大巴车厢，一直磨叽了半个多小时才发车，发车前，有多名联城队的球员和工作人员被亚足联官员带下车。

比赛前一小时，杨璞和扬戈维奇拿到了双方的报名名单，联城队一共只报名了15人，首发11人，替补4人，其中4个替补里有两个写的是“GK”（守门员）。

“对方的人少了这么多？”国安方面已经意识到，联城队肯定是在赛前核酸检测中出了问题，有大量的阳性和密接被排查出来。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同联城比赛之前，国安代表团已经将情况汇报到国内。国安俱乐部在视频会上向工作人员传达了总经理李明对于这场比赛的态度。

那场比赛，主教练扬戈维奇一反常态，没有像之前比赛一样，在中场休息时就换上2到3名生力军，而是直到第60分钟左右才完成了第一个换人。

国安面前的菲律宾联城，实力本身就不算强，况且因为新冠肺炎阳性的影响，心态波动很大，阵容也严重不整，很快江文豪和冷季轩的进球就让国安2比0领先，此时比赛刚刚过去5分钟。联城队整个蒙了，他们也知道对手是来自中国的一群20岁的青年军，联城队长施洛克开始在场上对队友骂骂咧咧，这个菲律宾冠军队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2比3，国安输了，中超球队唯一可能获得3分的比赛，就这样没有了。联城队只有两名能够替补上场的球员（除了两个替补门将），他们决定了比赛。

赛后，国安小球员都感觉非常遗憾，球员们普遍感觉，这是一场应该赢的比赛，但比赛踢完，感觉自己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4比0的比赛，被踢成了2比3，窝囊。”有球员愤愤不平。

最后一场比赛，国安以0比4输给了实力强大的川崎前锋，在当天的例行核酸检测时，国安代表团担心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发生，大家心里稍微宽慰了一点：看来联城那边没把咱们染上。

但是，12日晚上，一名国安后卫球员开始发烧，队医给他进行了检查，然后马上将情况汇报给了杨璞等领导团队，虽然当时还无法进行核酸检测，但大家心里都觉得，“坏了！”

4 谣言漫天

工作人员马上将情况汇报给了在北京的国安俱乐部，同时让与发烧球员同房间的胡嘉祺搬到其他队友的房间，相当于是把发烧球员“隔离”了。

按照原定计划，7月13日国安将要启程回国，回国前要在当地两家机构做核酸及抗体检测。这次的检测结果出来有点吓人，其中一家机构检测国安仅有该发热球员一人呈阳性，另一家机构检测则包括发烧球员在内，还有很多人呈现阳性。

这名发热球员就成为了此次国安代表团的“0号”病例。

“0号应该是中招了，但其他人是什么情况？”当时国安代表团一头雾水，马上去跟检测机构核对，但也没有弄明白。大家互相议论，觉得可能是不同机构采取的测试试剂敏感度不同，或许有的是将环境中的病毒也检测进去了。

此时，国安代表团在亚冠赛区有球员被传染新冠病毒的事情已经被媒体报道出来，一些网络水军将问题的源头指向国安代表团防疫不到位，认为在比赛期间，代表团成员私下与原国安外援克里梅茨聚餐被感染的。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克里梅茨两度效力国安，孩子也是在北京出生，他对北京非常有好感，对国安以前的队友也非常想念，得知国安来塔什干比赛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代表团，表示愿意尽地主之谊，尤其是国安代表团中的队医是以前在一线队为克里梅茨治疗过伤病的，克里梅茨盛情邀请。

国安代表团也考虑到了疫情防控的风险，所以起初并没有允诺克里梅茨，后来是在塔什干比赛即将结束前，通过对当地疫情状况的观察和判断，才同意由几个与克里梅茨关系不错的工作人员参加聚会，聚会的地点选择在当地一个中餐馆的包间里，考虑的就是中餐馆对防疫的意识比较高，而且包间环境密封，没有外人随便进入。而克里梅茨因为当时刚刚做完手术，正在养伤，也很少与外界接触。整体来看，这次聚会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国安的疫情感染跟此次聚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参与聚会的人员中，除了两名队医之外，其他人都没有感染，两名队医显然是在与国安球员接触的时候感染的。

尽管已经有球员中招，但国安代表团在7月14日还是例行地向大使馆申请绿码，当时想的是，“能走一个是一个”。

5 两岸相望

使馆那边也很明确，毕竟国安代表团是一个整体，虽然目前两个检测机构都重合阳性的只有徐东东一人，但毕竟还有多人也有阳性记录，而且作为集体密接，7月15日这趟航班肯定是一个都走不了。

但没想到，正是7月15日这趟航班上，发现了多名乘客核酸呈阳性，这趟航班熔断四周。国安代表团只能在塔什干踏踏实实地待上四周再说。

此时，国安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跟国内的国安俱乐部汇报了情况后，得到了许可，将所有球员分开居住，每人一间房，防止有病例交叉感染。同时，又在7月15日进行了一次核酸检测，根据这次核酸检测的结果，将呈阳性的、可能呈阳性的及其密接的球员与各项指标都正常的球员完全分开，前者留在温德姆酒店，后者入住旁边的乐天酒店。

留在温德姆的球员里，“0号”病例和一名队友的症状最为严重，两个人连续几天发烧，两人的父母在国内也很着急，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马上联系了当地的医生上门为两人诊治，后来还送去了医院，得到医治后，两人的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没几天就出院了。

两个人的出院也算是对国安代表团成员们一个小小的鼓舞，一方面是对他们身体的担心消失了，另一方面，国安小球员们也意识到，新冠病毒并不那么可怕，完全是可以治疗的，也是可以康复的。而且从包括武磊在内的多名被感染新冠肺炎的球员来看，新冠病毒也不会影响他们的运动生涯。

虽然徐东东和周文烽有发烧的症状，但在医学上都属于轻症范畴。国安球员里还有症状更轻甚至都没有症状的。

后来几天，国安代表团连续约了多次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将郭全博、陈彦朴、段德智和一名工作人员也从温德姆酒店里的“危险人群”中筛出来，让这四个“安全”的人转移到了乐天酒店。这样，温德姆酒店这边一共留下15人，其中包括两名勇敢的自始至终指标正常的工作人员，他们专门负责为另外13人进行服务和接洽，并且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一天。

温德姆酒店和乐天酒店就好像是两个小岛，各自享受着孤独。

温德姆酒店这边13人，严格执行隔离政策，换洗的衣服都放在房间门口，宾馆的饭菜由工作人员送到门口，每次领饭的时候，双方会交流一下状态情况。

乐天酒店的人盼着8月19日航班的恢复，而温德姆酒店的人则盼着自己的检测指标能够尽快降下来，大家都有一个心愿：早一点回家。（下转A7版）

（上接A6版）

6 你们先走

如果说乐天酒店那边的人员还有点盼头的话，温德姆酒店这边大家的心态就会随着检测指标而波动，梁少文先烦躁起来，虽然自己没有什么症状，但检测指标一直不理想，他心急如焚的状态传染给了冷季轩，冷季轩也着急，想着最起码自己能早点入住乐天。

球队中年龄最小的是出生于2003年的中场马钰均，其检测指标也高得出奇，而且下降得很缓慢。他自己都无奈苦笑：要是按照这个速度，我今年还能回家吗？

在海外的日子是难熬的，对家乡的想念首先体现在了味觉上。乌兹别克斯坦饮食习惯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从入住赛区开始，国安代表团就几乎没有接触过中餐，这让大家一度肠胃上火。

后来，代表团发现在当地有一些中餐馆，而且提供外卖服务，他们选择了送餐到门，但为了减少接触，每周也只有一次，算是给大家改善伙食。

但吃到红烧肉的时候，球员想念家乡的心理又多了几分，肚子却不舒服了，有好几个人吃完后开始拉肚子。有人怀疑是不是新冠肺炎的腹泻症状，后来闻了闻，鼻子还能嗅到臭味，这才明白是肚子里没啥油水，突然吃了油腻，导致肠胃不适导致的。（注：球员们发现，新冠肺炎患者最明显的症状是嗅觉丧失）

好在当时全队34个人都在一起，孤独感并不算强烈，在乐天的人员每天给温德姆的人员鼓劲，温德姆的两位工作人员也劝慰被隔离的13个人不要着急。为了让大家在两个酒店都不那么无聊寂寞，其间大家还都换过房间，适应一下新的环境，最起码从窗户往外看，不再总是同样的画面。

在整个代表团的互相陪伴下，四周还算较快地就过去了。

乐天酒店的人员及温德姆这边被认为有可能能够拿到绿码的一共19人向大使馆申请了绿码。

在申请绿码的前一天，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一起开了一个会，议题就是确定一下绿码申请下来后如何分批回国。

在这之前大家都急着回国，但当面临选择的时候，反而没有人出来急于挤上这第一趟航班。

“我留下来，你们先走。”作为代表团领队的杨璞率先表态。这位球员时期曾经担任过国安队长的领导者，第一个站出来承担责任。虽然杨璞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但骨子里还是有北京爷们儿的那种责任感。

杨璞心里很清楚，自己是代表团第一负责人，是领队，而且又是职业球员出身，退役后搞青训，这批预备队的孩子很多都是他看着长起来的，他留下来能够有稳定军心的作用。

但最后通过开会讨论决定，杨璞率第一批可回国人员先走。原因是，第一批回国人员应该是人数最多的，他们也需要一个领导者，作为第一负责人的杨璞，带最多的人走是应该的。第二个原因，杨璞作为第一负责人，需要在回国后将此次亚冠经历全程向俱乐部及周金辉董事长做一个汇报，并将在塔什干滞留人员所需要的一切援助提出来，这样对后续人员的归国有很大的帮助。第三个原因，杨璞虽然有外语交流的能力，但并不是代表团中外语最好的，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还是需要有外语更好的同事来处理善后事宜。

杨璞不想当孩子们眼中的“逃兵”，但会议中大家的讨论结果是合理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杨璞并不是“逃兵”，而是要去“求救”的那个人，他肩膀上的责任并不轻松。

大使馆的绿码批下来17个，但俱乐部方面从航空公司只拿到了15张机票，当时滞留塔什干要回国的华人太多，正常渠道下只能拿到这么多票。

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不想放弃，大家开会筛选出可能会被留下来的两个人，一个工作人员和一个球员段德智。主要是因为他俩在过往检测时曾经出现过指标偏高的问题，担心一旦入境后再检测出问题，反而得不偿失，并且会给后续归国人员造成困扰。但他俩同样收拾了行李，同样去了机场，抱着万一的希望，如果能有退票的，就走一个是一个。

可是希望落空了。

段德智和那名工作人员神情落寞地回到了乐天酒店，大家安抚了他们两个人，一起留在塔什干。

临走前，杨璞向继续驻留的人员提出一个建议，所有人都从温德姆酒店搬到乐天酒店来，“放弃”温德姆。

杨璞认为，乐天酒店的防疫意识明显强于温德姆，而且让大家换个酒店，换个环境，对心情也是一种调剂。而且，乐天酒店的伙食更适合东方人，最起码米饭、面条这些东方口味的食物可以满足滞留人员的基本要求。此外，酒店还有个健身房可以供球员们进行日常的身体训练。

8月19日，第一批国安代表团成员回国，剩下的滞留人员共19人搬到了乐天酒店，他们就只能等待8月26日的航班。这次，国安代表团滞留人员再次向大使馆申请绿码，除了已经拿到绿码的段德智和那名工作人员外，大使馆又批下来6个绿码。但是俱乐部方面仍然没有拿到足够多的机票，只有4张。

这4张票给了段德智和那名工作人员，另外两人是谢龙飞和梁少文。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入境到了机场，又出了问题。

7 “无期徒刑”

其中一名国安人员在入境的检测中又发现指标偏高，被拉到医院进行采样检查，后来在其样本中发现了核酸呈阳性。

而不巧的是，这个阳性成为了8月26日这趟航班中第五个检查出呈阳性的病例。根据民航方面的防疫要求，航班发现超过（含）5例阳性感染者，就要熔断。

本来，这趟航班之后，在9月初还有一次航班，随后才开始熔断。周金辉董事长也希望趁着这9月份的最后一次机会，让全员都一次性回国。在这个过程中，周董也多次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希望能够达成俱乐部的请求。

而另一方面，在塔什干剩下的15个人也都打点好了行装，将希望寄托在这9月份的最后一次航班上，大家甚至都已经离开了酒店，前往机场等待，归国之心可见一斑。

然而，最终15个人心灰意冷地又回到了乐天酒店，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周董在内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还是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

更糟糕的消息随后接踵而至。9月份的航班熔断了，接着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文件，短时间内不再审批入境绿码。这让滞留在塔什干的国安人员情绪陷入了冰点。“无期徒刑”的痛苦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何时能够解脱。

人的情绪就是这样，如果是34个人都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恐怕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孤独和恐慌，而当有一部分人离开的时候，剩下的人所承受的煎熬其实是会加倍呈现的。航班再次熔断，也就意味着至少要再等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候，先期归国的杨璞已经向俱乐部汇报了情况。周金辉董事长非常重视，责令总经理李明和俱乐部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尽快将滞留的国安俱乐部人员接回国。同时，周董明确同意了包机的申请，目的就是让滞留的国安人员早点回家。

但包机方案的申请和审批，也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失望是肯定的，但生活还要继续。滞留的人员一边向我国大使馆咨询情况，一方面互相开导。工作人员会主动过问球员们的状态，小球员们也很懂事，反过来也会安慰工作人员不要太辛苦。有球员说，这个时候真的能够感觉到团队的重要。

只要坚持，好消息迟早会来。

过了“十一”国庆，大使馆开始放开绿码申请，航班再一次复航的时间定在10月14日。

而且，那段时间中国国家队的12强赛开始了，滞留人员能够有球看，对他们的生活也是一个很大的调剂。

这个时候，滞留人员又出现了新麻烦，大家的签证过期了，代表团滞留人员中的工作人员又跟大使馆多次交涉，使馆方面答应可以帮助包括国安俱乐部滞留人员在内的滞留华人解决签证问题，但是可能无法赶上14日的航班。

签证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15个人盼望着能够乘上在10月28日的航班飞回北京，飞回自己的家中。但这一次，俱乐部方面只弄到了五张票。周董在后方的努力，滞留的工作人员在前方的沟通，滞留球员互相的隐忍，这些到最后都被航空公司打了个“三折”。

没办法“能走一个是一个”，塔什干这边，冷季轩做好了准备，他跟着五个拿到机票的队友一起去了机场。巧合的是，球场上的“机会主义前锋”冷季轩很幸运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他在机场等到了一张退票。

可就是这六个第三批归国人员里，又出现了麻烦事。在入境检测时胡嘉祺又遭遇到了跟之前队友相似的情况。

8 最后九人

在西安入境的胡嘉祺被检测出呈阳性，这个消息传到了俱乐部，俱乐部方面跟滞留团队进行了沟通，觉得这完全不可能。此前，胡嘉祺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

但入境检验却非常严格，将胡嘉祺拉到了医院，并且要对其进行“治疗”。这可吓坏了胡嘉祺，因为运动员用药必须非常谨慎，弄不好会造成不良后果。俱乐部方面马上联系人员前往沟通，胡嘉祺的家长也出面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强烈要求胡嘉祺入院后再做一次核酸检测，避免出现入境检测可能会出现的误差。

果然，胡嘉祺的再次检测平安无事。但入境方面仍然将胡嘉祺列为“无症状者”。“无症状”在民航防疫规定中，也是五个熔断指标之一。

在此前10月14日的航班中就出现了五名阳性，这一下航班又熔断了。

此时，滞留塔什干的国安人员，还有九个人。

对于这九个人来说，他们近乎崩溃。

航班要想恢复还要再等至少一个月的时间，而即便恢复了，根据此前的情况，俱乐部也不一定能够拿到足够的机票，万一再留下一批，而航班又熔断一个月的话，那恐怕最后的人可能要在塔什干过年了。

而且，国内的疫情自从“十一”国庆过后明显紧张起来，随着天气转凉，各地都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防控措施。

天气转凉，塔什干的气温一天比一天低，留下的九个人他们背包里都还是6、7月份的短袖，没有御寒衣物是他们面临的首先要问题。

在滞留的九个人中，有四名工作人员和五名球员，这四名工作人员便四处采购御寒物品，终于买到了足够的棉服。

由于有了胡嘉祺的前车之鉴，滞留人员非常重视环境消杀，消毒液和洗手液都随身携带，球员们去健身房训练，都会把健身房的器材喷洒消毒液，回到房间后再向身上喷洒一遍。

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最早的一班民航是12月初，而这趟航班能不能回国，剩下的九个人心里都没有谱。剩下的人越少，心里越慌。万一最后就剩下一两个人留在塔什干，可怎么办？

压力越来越大，有的小球员开始焦虑，出现了失眠的症状。九个人只能互相安慰，互相打气。工作人员与国内俱乐部的教练和领导进行了沟通，同意给大家做出了人性化的处理，毕竟这个时候球员的身心健康同样重要。管理团队规定，五名球员每天的基本训练可以不打卡，绝对不可以抽烟，但可以少量饮酒，或者吃一些喜欢的食品，不强令要求球员限制高热量饮食。不过球员们很自觉，每天训练仍旧按照要求完成，一支烟也没有抽，饮食方面也尽量控制，只是偶尔吃顿涮肉来解解馋。

而这个时候，国内的队友和同事也没有忘记他们，九个滞留人员会经常接到国内队友和同事打来的视频通话，大家聊会儿天，扯会儿淡，也是一种很好的倾诉方式。

面对这种滞留的情况，球员的家长急眼了，他们开始不断地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反映，足协、体育局、外交部能找的地方，球员家长们都找遍了。

9 从天而降

这个时候，周金辉董事长要求的包机，审批下来了。

包机的申请兜兜转转，经过有关部门几个月的审批，在球员家长们不断的压力下，终于完成了。尽管这个包机姗姗来迟，尽管这个包机比航班也就早了半个月，尽管这次包机花费了几十万——这对于目前财务非常紧张的国安来说，已经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销了。

但周董仍然坚持，用包机把剩下的九个国安滞留人员一次性接回家，这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责任的问题。

在最后的这几个月里，四个工作人员和五名球员已经不分你我，大家成为了一个患难与共的团体。

当包机降落在北京的时候，九个人的心态终于平稳了，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或多或少有些湿润。而不同的是，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希望和遗憾。

之于希望，五名球员希望尽快恢复训练，跟上队友们的步伐，早点进入一队。四个工作人员希望早点结束隔离回去看看自己的家人和孩子，然后继续开始自己的工作。

之于遗憾，五名球员都想着如果同联城的比赛能够拿着4分回家，至少也是这几个月以来的一种安慰。而四名工作人员中，有人遗憾他的父亲做心脏手术的时候，自己不在身边；还有人遗憾他再也见不到自己家里两位祖辈老人……

157天，34名国安球员和工作人员，应该被记住。（本文节选自《北京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