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世界，中美一定是要走向合作的

书名：《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 作者：李晓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编者的话

今年二月，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签署发表历史性的“上海公报”50周年，此为中美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回顾历史，看清大势，跨越陷阱，步入常轨。我们特摘选国内世界经济学领域的资深专家李晓教授最新著作《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关于中美博弈

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美两国之间的交往迅速扩大。2017年前后，中美每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6000亿美元左右，访问美国的中国公民和访问中国的美国公民包括旅行者，每年达200万人次以上。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接近40万，在美国的华人有500万以上，包括200多万在中国出生的人。但是，相互关系的远近亲疏同相互了解的深度没有必然联系，仅仅是加强沟通，了解对方的想法，未必能够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反而可能是相互了解越多，彼此间认知的差距越大，甚至认为沟通失去了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了解不等于理解。人类的特点，就是善于从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去认知、判断对方，因而理解的关键在于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接近或一致。因此，人类的相互理解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理解就没有信任，于是就会产生不安，就会焦虑，就会误判，就会贸然（做出错误）行动，导致矛盾激化甚至是冲突。

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体制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让行为主体彼此间能够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相近或相同的价值观可以增进互信。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BBC采访时指出，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国家。这表明，如何在沟通过程中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互信，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课题。其中，大国之间努力通过沟通、理解，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并达成价值观领域的某些共识是非常必要的。换言之，中美两国作为可以影响世界的大国，在有关人类生存、发展和进步的基本价值等方面，是应该拥有共识的。一次，在北京举行的“蓝厅论坛”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明确指出：“民主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实现民主的形式丰富多彩，没有固定模式，也不存在标准答案。真正的民主必须扎根本国土壤、服务本国人民。”

中国是美国在二战后遇到的第三个对手，对于前两个对手——前苏联和日本，美国构造了不同的叙事方式与逻辑，然而对于中国这个对手，美国的叙事方式与逻辑要更为复杂，绝非像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艾利森等新现实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仅仅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权力矛盾与冲突，其中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其在大国博弈中的分量是不容忽视的。

目前，伴随着中美大国博弈和全球化分裂的加剧，以往那些支持全球化发展的政治因素遭到严重削弱。从美国国内营造的社会政治环境、情绪还有与中国互动所表达出来的信息来看，美国大有与中国势不两立之势。在这个看似曲折的隧道中，果真看不到光明的未来吗？答案是否定的。

人类对于未来的认知，常常难以摆脱既有观念的影响。几年前，当美国挥舞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时，许多人轻松地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商业价格游戏，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今天，在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昭然若揭且大国博弈全面升级的情况下，无知者亢奋无比，有识者忧心忡忡，但我们最需要的是在亢奋、喧嚣或沉重的担忧中看到世界的未来——中美一定是要走向合作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存在着日益增多的需要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也是由两国各自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决定的。

中美两国都需要改变，而且这种改变首先都需要侧重自身的内部问题：美国的问题聚焦于经济结构高度金融化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分裂以及政治极化等，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则体现在如何促进创新能力与社会活力、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以及健全法制与社会公正等许多方面。因此，中美两国都需要大力推进改革。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两国竞争、博弈的本质是一场改革赛跑，其核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我革新的能力；改革的进程、深度及其成败，决定着未来中美两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决定着两国未来国际地位的演变，也决定着两国关系与世界格局和秩序的未来。在此过程中，中美两国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并达成更多、更大范围的共识，对于弥补全球化分裂，共同承担起全球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责任，是十分必要的。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乔治·洛奇就曾预见到价值观分歧是全球化发展的重大障碍。他指出，关于全球化的目标及其应取的方向各国并未达成共识。因此，全球化在困境中前进，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关于它的影响和发展重点方向的意见冲突会更加突出，这些意见分歧是由不同的价值体系造成的。同样，在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看来，全球化既是一个实践-政治话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话题，此外，它还是一个思想话题。的确，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发展，在带来日益增强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同时，并没有自动地带来一套共同的理念或价值观。未来的世界走向何方，中美两国责任重大。针对前几轮全球化浪潮中思想、价值观的沟通远远落后于实体经济层面交流、合作的状况，中美两国都需要做出深刻的反思：我们需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需要以什么样的观念和行动去重构全球化？

关于中美“脱钩”

目前，大家都非常关注美国在产业链上“去中国化”的问题。对此，我想阐述两点意见：第一，跨国公司产业链重构自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在2010年前后加速，中美大国博弈掺杂其中，再加上疫情这个外生变量的冲击，整体情况日益突出和复杂。当下对全球产业链调整问题的思考，任何单一视角的分析都是不全面的。这一进程背后的原因既包括技术进步、企业组织和消费者消费模式的变化，也包括政府角色与职责的调整，甚至还包括战后世界秩序、国际货币格局的深刻变革。只有进行综合观察，才可能得到较为清晰的认识。第二，美国在产业链上完全的“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也不可怕，对中国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去中国化”。

为什么关注这一问题？虽然彭慕兰和史蒂文·托皮克合著了一本名为《贸易打造的世界》的书，但在我看来，近500年来的世界是被货币翻弄的世界。财富的汲取、配置、交易与分配或者说货币金融问题不仅影响着历史上国家内部的政权更替，决定着国际上的大国兴衰，更影响着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潮与意识形态。当今世界，如果我们用GDP规模的标准来衡量，并将测算基期确定在1945年，那么多半会得出“美国衰落”的结论。问题在于，1945年那一刻是个常态吗？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今国际通用的GDP规模是用哪种货币衡量的？还有，美国控制世界靠的是GDP规模吗？不是的，它靠的是制定规则尤其是金融规则的权力。我们应关注的问题是，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常态下，美国是通过什么途径控制并主导这个世界的？这就是美元体系。

美元体系作为一个允许美国恣意扩张并维系其对外负债可持续的全球货币体系，通过商品美元还流机制、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和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等一系列具有自增强性质的机制，实现了对所有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的货币金融控制。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对以下三个问题抱有清醒的认识：第一个问题，在世界经济运行方面，美国提供最终商品市场或者说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元体系”运行的前提条件；第二个问题，在经济理论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不是自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开始，而是从尼克松开始，是他打开了通向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包括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大门；第三个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元体系的国际政治前提不是势力均衡，而是一家独大，它的上层建筑是单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凡是妨碍美国单极世界思维与战略实施的，都将首先面临美国的货币金融打击，而不是传统的军事打击，军事力量是美元体系的最后护卫。所以，美元体系的本质是非竞争性、非合作性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面对大国博弈，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专业视角来研究历史经验。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大萧条的历史，得出的结论是金本位制正是战争之源，这是货币金融问题引发大国战争的惨痛历史经验。在当今时代，如果说大国之间有可能发生战争的话，它不会简单地因贸易争端或自由贸易体制的解体而发生，但却可以因国际金融体制的崩溃而发生，也会因霸权国家金融利益的巨大损失而发生，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留下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另外，经历了朝鲜战争尤其是越南战争之后，美国轻易不会为了理想或地缘政治矛盾与大国发生冲突，但它完全可以为了核心利益而与大国发生冲突。因此，大国之间必须深刻地理解彼此的核心利益或关切，采取慎重、深思熟虑的策略，避免加剧双边关系的恶化。

我们应该理性、冷静地认识到，从地中海时代开始，无论是城邦国家还是领土国家，货币的国际化是大国博弈或者说世界格局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因此，中国在当下应采取短期和中长期共四项措施：第一，短期内要努力避免将贸易、产业摩擦升级至货币金融争端；第二，短期内应低调处理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战略举措，关注国内金融市场开放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平衡；第三，中长期内，促进与现代货币金融市场体系有关的制度建设，既要增强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又要有助于产生稳定的市场预期尤其是信用预期；第四，中长期内，致力于构建一个区域乃至全球性的资本控制体系，使中国崛起获得可持续性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