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民国新女性的多面人生

许广平早年照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张爱玲身着“清装行头”（图片来源于网络）

学者杭苏红

书名：《独立与归属：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史》 作者：杭苏红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新女性”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新名词。当时，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不愿只成为传统习俗社会中的媳妇、妻子与母亲，希望在社会上寻找更加独立的身份与职业。为此，她们不得不以较为决绝的方式走出家庭，并投入到学潮、爱情、革命与物质消费中，并试图从中找到离家后缺乏的归属感。

而具体到某一位女性，其实很难简单作“新”“旧”之分。比如曾追求过独立与自由的谢冰莹、冰心等，在人生某些阶段选择成为居家的太太。在本书中，著者杭苏红身为女性社会学研究者，关切着女性议题，又以生动的笔触展现多位民国女性复杂而多面的人生。

讲述“她们”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三位女性的剪影。这些剪影源于真实历史照片，记录的分别是：坐在爱人高君宇墓前的石评梅，结束留法后归国的陈学昭以及年轻时的许广平。前两位女作家的名字，或许很多人不熟悉。许广平虽然作为鲁迅的妻子被大家所熟知，但大众对她的印象往往停留在鲁迅的助手与照顾者，或是尽心尽力养育周海婴的母亲上。“贤妻良母”之外，许广平还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故事？

年轻的许广平其实是个颇具血性与侠气的女子。辛亥革命时，年仅13岁的她在大哥的影响下时常阅读新式报纸，很早便萌发了爱国情怀与革命向往。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她的革命理念一度十分激进，向往加入破坏性群体、以极端方式去打破北洋政府的体制。

许广平幼时被许配给马家，父母去世后，19岁的她在哥哥的帮助下摆脱了这桩包办婚姻，并在姑母资助下继续学业，后进入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师大”及其前身“女高师”一直风潮不断，终于在1925年爆发了影响甚巨的女师大学潮。此次学潮中，作为学生自治会成员的许广平力主“驱羊”（驱除校长杨荫榆），对于同学的退却乃至“背叛”，愤怒的她写道：“我是要血性的，抱不平的，明是非的，伸正义的，无论刀斧在前，我要不甘退让了。”5月9日，杨荫榆以教师评议会的名义开除了包括许广平在内的6名带头学生。当时间回溯到这段许广平尚未为妻为母的往昔岁月时，杭苏红不禁慨叹：“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原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她还展现过这样的个性与气质！”

杭苏红认为，像许广平这样的人物，或许还是“缺乏书写”，特别是缺乏客观、全面的普及性文字。但这样的讲述恰恰是需要的，“只有让一般人去了解她们的故事，才能撕下她们身上的一些标签”。本书涉及到很多民国女性，有些声名不显，有些广为人知、但被施加了很多“刻板印象”。作者选择用小说般易读的文字来讲述她们的故事，正是希望读者能对她们的生命史建立起更全面的了解。

“身体的乌托邦”：消费主义与女性

“革命”，是当时的“新女性”们寻找归属的一条道路，而追求“物质”，则成为了另一条：“当延安女性身穿千篇一律的灰色或黑色干部服，踊跃在集会、讲座和生产运动的人群中时，一千五百多公里外的上海，女性却似乎沉迷于各种服饰与装扮的时尚。”

生逢乱世，有一类女性不信任宏大的革命话语，又对未来感到悲观，于是投入物质生活和消费社会，试图从中找到切实的安定。张爱玲正是此类都市新女性的代表。

作为富家小姐，张爱玲自幼对西式生活方式习以为常并充满热爱。中学时期，因为家境衰落，她不得不压抑自我装扮的欲望。经济上比较独立后，她在穿着方面极尽考究、新奇之能事。张爱玲的弟弟一直到晚年时还记得，张爱玲刚从香港回沪时，大胆尝试过一些西式洋装，在当时极为超前。女作家潘柳黛也曾回忆，她与另一位女作家苏青去张爱玲家喝茶时，张爱玲“穿着一件柠檬色袒胸露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此外，张爱玲还将清朝的女装穿上身，或将祖母留下的被面改为上衣，在逐新的上海成为人们注目的对象。

同时，张爱玲一直是个不善交际的人，甚至人际交往给她带来很大的负担。1969年，49岁的张爱玲在加州大学中国研究所担任研究员，陈少聪担任她的助理。在陈少聪眼里，张爱玲和人交往时总是“不自在”。同事们戏称她是“办公室的灵魂”，总是只在走廊上“一闪而过”，就钻进自己的办公室不再出来。张爱玲晚年一直过着几乎与人隔绝的生活，最终在洛杉矶的寓所中孤独死去。

与革命女性不同，张爱玲本能地选择了更加切近的“平安”，但这种缺乏他者、缺乏交往的物质乌托邦，是否就是实现“平安”的较好方式？杭苏红在研究这些民国女性知识分子时，一直抱持着较强的现实关怀。当下社会，不乏追求衣饰而“社交恐惧”的男男女女，沉浸在自我装饰世界中的张爱玲的故事，或许为这些现象带来一些思考。

抚育工作带给当代女性的新问题

学者杭苏红是一位1988年出生的青年学者，有一个三岁的宝宝。亲身经历过婚育之后，她对当代女性的“独立与归属”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作者以她目力所及的知识女性为例，将当代女性在“独立与归属”方面的取向分为两类。

一部分现代女性知识分子，在结婚生子之后，围绕着孩子产生了一种“新的归属”。她们花费大量时间抚育孩子、处理与老人的关系、对两代关系产生再思考。生育孩子，是她们追求独立与事业的羁绊，但同时也是一种归属。

另一部分女性在“抚育”方面完全脱开手，不生育或将主要抚育工作交给保姆，因生育而对家庭产生的归属感没有那么强烈。在杭苏红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很多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女性选择“丁克”，一时间蔚为风气。有一位同样从事性别研究的老师对她说：“我来了单位之后，发现大家都不生，有的还不结婚，仿佛生孩子变成了一件羞耻的事。”

家庭生活并不占据大量生活空间的女性有更多的精力去追求更好的自我；而生育孩子则会拓展人生的宽度，带来仅靠自我装饰、自我学习成长所不能经历的体会，杭苏红认为二者没有对错之分。

就她的个人经验而言，生育孩子之后，母亲往往成为维持更大的家庭系统的核心人物。“中国的女性消费非常高，为什么商家总是将目光投向女性？不仅因为她们有自我消费，买衣服、化妆品等等；其实她们也是给他人买东西最多的人，需要操心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事。”

抚育孩子带给家庭和女性的巨大改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已婚已育女性的独立，究竟体现为何？杭苏红同时进行着一些关于全职妈妈的社会学研究，发现在如今的全职妈妈群体中，不乏高学历女性和“海归”女性，她们赋予了“全职妈妈”这一身份一些新的东西，使得社会对于“女性独立”产生全新的思考和认识。

抚育工作带来的种种挑战，是书中很多革命女性与消费女性没有经历到的问题，因为她们的归属往往不在于家庭和孩子。而当代“娜拉”出走之后，家庭模式如何转变以适应新变化，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议题。 （见习记者 陶胡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