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剧掀起一座城的“共情涟漪”

图源：电视剧《繁花》官方微博

黄河路的昼与夜（左图摄影 记者 曹儒屹）

黄河路的昼与夜（左图摄影 记者 曹儒屹）

电视剧《繁花》自开播以来，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热潮，成为新年“最强社交话题”——沪语“出圈”、同款美食爆红、各种打卡线路……从美食到服饰，从发型到口头禅……“繁花效应”无处不在，可谓“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眼下，剧集已收官，王家卫导演的江湖虽然已别，但围绕《繁花》这部现象级作品衍生出的文化热潮远远没有降温。本报记者近日分别采访了三位文化界人士，希望通过他们的视角进一步解读《繁花》和这座城市内在文化肌理的联结。

◆本报记者 颜静燕 郭爽 见习记者 田蕊

一部文艺作品让人们更爱这座城市

作为金宇澄的多年老友，资深文化学者潘大明关注电视剧《繁花》已久。去年12月26日，央视8套播出前夕，潘大明特地在朋友圈转发预告：“《繁花》即将播出，祝贺宇澄兄。”

在潘大明看来，电视剧《繁花》的热播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原著当年在“弄堂网”上连载时，就广受网友关注。潘大明回忆，连载期间每逢朋友聚会，金宇澄差不多在晚上八九时便说“我要回去了”，原因无他，唯网友“催更”尔。就这样写了近7个月，直至后来在《收获》发表时，已是一部现象级作品。“2012年《收获》刊发《繁花》之后反响很好，于是第二年就出了单行本，当时就‘爆’了，好多长远不联系的朋友都找到我，想弄一本签名版。”《繁花》出版后火到什么程度呢？潘大明说，有一次他到贵州安顺出差，在一个十分偏远的小县城，发现当地书店也在热销《繁花》。“《繁花》一书从出版至今不过十年，但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行了大约100万册，平均每年销售10万册。”

《繁花》出版后没多久，潘大明就得知王家卫导演买下了它的影视改编版权，于是，十年来，每每碰见金宇澄，他总要关心一下进度。“我们都很好奇，王家卫究竟会给大家呈现一部怎样的《繁花》？”潘大明说，现在看来，电视剧对原著的改编还是相当成功的。“老金是一个相当感性的人，一个纯粹的小说家，这种特质体现在小说《繁花》中，为读者营造了一种朦胧的氛围，但电视剧不能这么拍，于是它巧妙地抽取了阿宝这条人物线索，再融入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标志事件，来塑造一种强烈的时代感，这点在原著中是很少提及的，小说更多的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来表述。”

潘大明认为，电视剧版的《繁花》成功之处在于一是精简了其他人物，二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三是对人物形象丰满鲜明的呈现，特别是塑造了大量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女性角色，加上导演用电影的手法拍摄电视剧，时代感、艺术性更强，可谓是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径，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精品力作。“优秀的小说和优秀的电视剧的共性是以‘人’为出发点的，而《繁花》恰恰是塑造了大量有血有肉的人，至于导演在某些细节上不同于其他电视剧的表现手法，我认为应该让大众看到更多元化的叙述方式。”

潘大明说，无论是金宇澄还是王家卫，两位“上海爷叔”对上海必然饱含着深深的热爱，这种强烈的情感催发了他们在文艺作品上的创作灵感，他们创作出这样成功的作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以说，用优秀的文艺作品打动人心，让大家发自内心地更热爱上海这座城市，这是《繁花》对上海最大的贡献。

期待“新海派文化”的更多创新

作为徐汇区政协第十二届、十三届委员，上海市城市更新专家、高级经济师施蔷生表示，上海文旅部门形容电视剧《繁花》的“社会货币”效应，正是当今社会希望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期望社会充满活力的“共情涟漪”。“《繁花》是一部以上海为背景的电视剧，它的热播引发了人们对上海及那个时代的浓厚兴趣和热爱。人们通过分享对《繁花》的喜爱，可以增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并产生共鸣。”

《繁花》所展现的上海风貌和时代背景，让许多观众产生了怀旧情感，“这种情感成为人们社交往来中的一种纽带。”施蔷生认为，人们正是通过分享对《繁花》的回忆和感受，唤起了彼此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共鸣。“因此《繁花》所引发的效应，已经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的热播，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观众们通过分享对《繁花》的评价、讨论和思考，可以拓宽彼此的视野，增进彼此的理解，这种文化共鸣成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一种重要资源。通过《繁花》的热播，也让全国人民进一步把眼光投向上海这座国际型大都市，希望在新的龙年，能够先立后破，开展创新改革，引领开放。”

当然，在分享和交流对《繁花》电视剧的艺术表现和内容风格上，见仁见智。多元的观点，其实是在呼唤“新海派文化”的更多创新。

电视剧《繁花》这部历时6年筹备、3年制作的上海原创剧集，不仅在播出后迅速吸引了观众的关注，更被视为是继电影《爱情神话》之后的又一部“海派精品”。“王家卫导演的这部作品，成功将原著中的细碎文本转化为融入商战元素和生活情感交融、情节更为集中且不乏悬疑和伏笔的传奇故事。男主人公阿宝（胡歌饰）被塑造为上海无数个迎浪潮而上的青年代表，而配角陶陶则融合了原著中小毛和沪生的部分经历和特质。玲子、汪小姐和李李等女性，也是代表了那个时代海派女性的一些特质。”

伴随着“繁花效应”的热潮，农历春节也将到来，让更多人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期许，“‘新海派文化’具有五个层面的特质和指向：一是‘美好生活’，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向往对美好生活质量的价值追求；二是‘善商经济’，这是以经济为中心，以追求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高质量发展所提出的目标；三是‘真情挚爱’，这是让社会充满和谐，让每个人都能散发光彩；四是‘充满活力’，让社会充满包容、多元，具有开放引领的融合优势，力推首创性改革和引领性开放；五是‘契约精神’，在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中，自觉形成新的契约精神，注重江南文化的古典雅致与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时尚的有机结合。”施蔷生说。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一曲《繁花》，唤起大家对上海的怀旧，和平饭店、黄河路等地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这些地标连同整个上海，也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一个个时代的变迁与发展。“‘上海及其百年来的成长发展格局’，也可以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缩影，或是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李鑫妍说。

自1843年开埠起，上海走过了180年都市化历程，从一个江南县城成长为一座全球性大都市。这座神速崛起和发展的城市亦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考察的热点。李鑫妍说：“比如亚洲港口城市研究先驱者的罗兹·墨菲，其学术研究始自上海，他关于上海的著作——《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长期以来一直被国内外学者奉为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墨菲在他的研究中以大量的海关贸易数据和资料为依据，陈述了上海水文、地形、位置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开埠之后如何从一个通商口岸城市向中国工商业中心的转变。

当然，墨菲的论述并不只意在论述上海城市的历史演变，而是希望能更进一步探析上海与中国的关系。”李鑫妍补充道，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让经由内陆水道和海上航线的贸易在这里汇集，这不仅使上海成为中国繁荣的工商业都市，同时也使它成为中西方接触的要冲。经济变革的种子在这里萌芽，“现代中国的银行金融业、工业制造、商业行号，它们都在上海发迹，又多半在上海集合”。现代中国在这里诞生。而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因而墨菲认为上海提供了用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物的锁匙。上海之于中国，是催生现代中国的催化剂。”

在《繁花》剧中，上海证券交易所、外滩27号外贸大楼外人头攒动，还原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金融、贸易业的勃勃生机，也彰显出上海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紧要地位。“上海在这近百年的历史演变之中，所形成的异于中国传统城市的由工、商、金融业构成的新型经济结构以及伴随而来的新型组织机构、各种价值准则的态度和规范，不仅让上海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同时也使上海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