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店轶事

陈建兴

记忆中，长宁路476弄堂口有一家粮店，从记事起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家都是在这里买米的。

那时，什么东西都要凭证购买，每家每户都有一本购粮证，买米是划片定点供应的。购粮证被母亲当宝贝一样珍藏着，锁在梳妆台的抽屉里，里面还有户口簿、粮票、油票、糖票、布票……粮管所的人每季度会到弄堂里来发当季的粮票，由里弄小组长隔夜通知，带好户口簿和户主图章，在弄堂口一张小桌上发。说是发粮票，但几乎生活中必需的票证，那一天都会发到手。哪家没人，把图章、户口簿留给邻居，也是可以代领的。

我还没长高的时候就同哥一起去粮店买米，哥在前面掮着米袋子，我在他后面抱着一袋面粉跟着跑。后来，我长大成为一个少年，就自己单独去粮店买米了。

粮店不大的店堂装着两只硕大的铁皮漏斗，漏斗口还装有铁皮罩子。出米处的底下放了一只木托盘，米袋子没兜紧漏出的米可在托盘中装起来。墙角堆到天花板的麻袋包装的是粳米和籼米，还有白布袋装的富强面粉和精白面粉，营业员都穿着白色工作服，戴着白色帽子。柜台上还有两只小木盒，放着当日出售的粳米和籼米的样品，我根本看不懂，母亲让我买什么我就买什么。

我递上购粮证、钞票和粮票，告诉营业员买什么米，营业员熟练地翻到某一页，用圆珠笔记录购买的品种和斤数，再拿起算盘，一阵“噼里啪啦”，便收钱收粮票。随后在铁皮漏斗上启动按钮，米便落入漏斗中过秤。漏斗泻下的米有时并不十分精准，营业员会用一只铝皮小勺或添或减分量，直到称准量足。这时，他会大叫一声：“米袋装好了吗？”“好了，”我应答时早已撑开袋口把米袋子套到了出米处。刹时，米倾泻而出。怕米泄露，我双手紧紧攥住袋子。米放完了，营业员用大手在铁皮漏斗上猛拍几下，偶尔也会掉下一小撮米。粮店提供扎袋口的麻线，母亲嫌太短怕扎不住口，每次总往我的裤袋里塞上一根长长的布绳。家里没有自行车，只得肩掮，四五十斤的一袋，我托起来有点难度。营业员看到后跑出柜台，帮我将米提到肩上。粮店离家约有七八百米，我一路“吭哧吭哧”喘着粗气掮回家，途中不敢休息，怕米袋落地后再也提不到肩上了。有时右手抓着米袋口，左手还要拎几斤卷子面。雨天更是苦，一手撑着重重的油布伞，一手攥着肩上的米袋子，走在湿滑的弹硌路上战战兢兢的。回到家里，母亲赶紧接过米袋子，将我肩上的米屑拍干净。

我常买的米有两种，一种叫粳米，也叫大米，每百斤十六元四角，好一些的要十七元一角，吃起来口感糯软润滑；另一种叫籼米，也叫“洋籼米”，每百斤十四元三角，烧饭胀性足却口感粗糙。母亲常把粳米掺在籼米中，吃起来不硬不软，弄堂里不少人家都是这样烧饭的。

一次买米，我把购粮证和夹在其中的钞票粮票全弄丢了，急得团团转，来来去去在弄堂走了几回也没找到，只好拎着空米袋回家如实相告。母亲气得大发雷霆，一顿臭骂之后还不让我吃晚饭。那年头遗失购粮证是件很麻烦的事，每人每月五斤的粳米计划没了，全家人要吃一个月的籼米。母亲“充公”了我的零用钱作为对我的处罚，我也心甘情愿。这一个月，我尽量不夹荤菜吃，不管是轮到谁洗碗，我都老老实实地抢着洗碗。

粮店来了新大米售卖的那一刻，弄堂里的人奔走相告，争相前去。母亲只要在家，都会让我跑步先去粮店排队，她拿好票证和米袋子匆匆赶来。我一路狂奔至粮店时，门口已排起了一字长蛇阵，挤满了街坊邻居，人人脸上绽开了笑容。当我掮着一大袋新米走在回家的路上时，犹如打了胜仗凯旋的士兵。

如今，国营粮店几乎都关门了，可它保留着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