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子”普鲁斯特（续）

邵毅平

1900年10月，普鲁斯特家搬到了古尔塞尔街45号，在三楼住了六年多，直至1906年12月。那是一个宽敞而富丽的豪华套间，但他所有的幸福都随风而逝。先是他弟弟结婚后搬走；而后1903年11月、1905年9月，他父母相继病故，让他痛不欲生。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现在只剩了他一个人。但他继续住在父母去世的套间里，又住了一年多，等待租约到期（只不过最后几个月，即从1906年夏到年底，可能他实在受不了了，住到了凡尔赛的水库旅馆）。现在的古尔塞尔街45号，什么纪念铭牌都没有，但要找到那里并不难，它就在蒙梭街的拐角，斜对面的古尔塞尔街48号，原址是布莱顿旅馆，狄更斯住过几个月，1926年改造为著名的巴黎红楼，是华裔古董商卢芹斋的公馆。

经过凡尔赛心灵至暗的几个月，1906年12月26日，他搬入了奥斯曼大街102号，在那一直住到1919年6月。那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住所，因为《追忆》的绝大部分写于那里。奥斯曼大街当时也算是巴黎的“高尚”地段，在《追忆》里，“我”的姑祖母嘲笑斯万的理由之一，就是斯万本有能力在奥斯曼大街或歌剧院大街弄一套住宅，却偏偏有失身份地住在了圣路易岛上的奥尔良滨河街。姑祖母嘲笑斯万说，大概是为了一旦去里昂不至于误了火车钟点（里昂站距离圣路易岛不远，姑祖母的话是一语双关）。奥斯曼大街102号原先属于普氏的外叔公，1896年外叔公在那儿去世后，由普氏的母亲和舅舅共同继承。等到普氏的母亲和舅舅也去世，由普氏兄弟和其舅妈共同继承。普氏在舅妈艾米莉·韦伊的蛊惑下，把自己的那部分产权卖给了舅妈，从共同的业主变成了舅妈的房客。不过普氏其实并不喜欢那里，在写给德·卡亚维夫人的信里，他抱怨“这套公寓丑陋难看，满是灰尘，还有窗外那些树，都是我讨厌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他妈妈从未住过那儿。1918年11月，他舅妈没有事先通知他，就把房子卖给了瓦兰-贝尼埃银行。翌年6月，银行决定让房客全部搬走，导致普氏接下来居无定所。入住那里的银行几经转换，江河日下，现在那家银行根本不让参观了。

经过几个月的寄人篱下，1919年10月，普氏搬到了阿姆兰街44号。那儿离集美博物馆不远，成为他最后三年的住处，既简陋又不舒适，租金却极其昂贵。“他割断了最后的缆绳”，只为自己的作品而活着，做了自己作品的殉道者。他在那里完成了《追忆》，1922年11月18日去世。那里现在是爱丽舍联合旅馆。那天我参观完集美博物馆，找到了爱丽舍联合旅馆，跟领班磨了许久嘴皮子，却还是没能上五楼去看看。

“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人们期待着痛苦以便工作。”如果普鲁斯特的故居可以分属于这两句话，那么马尔泽尔布大街9号、古尔塞尔街45号就属于前一句，奥斯曼大街102号、阿姆兰街44号则属于后一句。在普鲁斯特故居的场合，时间同样可以变形为空间，可以看见，可以触摸，正如《追忆》结尾表现的那样。

对于普鲁斯特来说，除了其出生地建筑已非，他的所有故居都在，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却没有一处被辟为纪念馆，像巴尔扎克、雨果们的故居那样。也就是说，在巴黎，你不可能参观到普鲁斯特故居，虽然他是一个地道的“巴黎子”。我参观过的唯一一处普氏“故居”，是在远离巴黎的伊利耶—贡布雷，然而那是他姑妈家，而不是他自己的家。

普鲁斯特去世后，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仍在塞纳河右岸。他亲爱的罗贝尔弟弟，去世后也葬在了一起。一方黑色大理石墓碑，平铺在地上，朴素而又奢华，简洁而又深沉，明快而又悲伤，像极了普鲁斯特的风格。在《追忆》中“我”有一次希望，只要当了作家，“我”就可以永不离开巴黎（当时是为了希尔贝特）。他果然做到了。我忽然意识到，在巴黎，我进不了他的任何一处故居，唯一能接近他的只有这处墓地。

不过，也许普鲁斯特并不在意这些，正如《追忆》第一卷结尾所说的：“我们一度熟悉的那些地方，都是我们为方便起见，在广袤的空间中标出的一些位置。它们只不过是我们有关当年生活的无数相邻印象中的一个薄片；对某个场景的回忆，无非是对某个时刻的惋惜罢了；而那些房舍、大路、林荫道，亦如往日的岁月那般转瞬即逝。”

（纪念《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出版一百周年暨中文全译本开始出版三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