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后的重温

◎高克勤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陈寅恪文集》中的四种：《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和《柳如是别传》。前三种是论文集，收录了陈寅恪先生历年发表的论文，所论涉及中国古代文史和宗教等多个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和很多创获，其中许多论文在当初发表时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关注；还有部分未刊遗稿和诗作，如《挽王静安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等，前者有“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之句。后一种是专著，以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钱谦益与其曾为江南名妓的侧室柳如是的诗作为对象展开研究，涉及易代之际史事和文人心态，体大思精，是陈寅恪先生晚年倾心力之作，也是其著作中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的一种，有八十余万字之巨。这四种均是首次出版。

不久，《陈寅恪文集》中的其他三种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蒋天枢先生撰写的作为《陈寅恪文集》附录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也次第出版。《陈寅恪文集》凡七种，首次也是集中而又较为接近地呈现了陈寅恪先生著作的全貌。陈寅恪先生及其著作在长时间沉寂后通过《陈寅恪文集》的出版又进入了读者的视野，其经历和著作成为学术界乃至整个读书界都关注的热点。

四十年后的今天，陈寅恪先生已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现代最有成就和影响的历史学家，其著作被奉为融传统治学与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于一体的典范。我们回顾四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发展，会发现陈寅恪及其著作的影响越来越大，由此领悟到当年出版《陈寅恪文集》的意义，由衷地钦佩四十年前出版《陈寅恪文集》的前辈们。

在当代中国出版界，上海出版人是明确认识陈寅恪先生著作价值的先行者。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就修订重印了陈先生的著作《元白诗笺证稿》。值得指出的是，1949年后，陈寅恪的著作最早并不是在上海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原由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陈寅恪先生对其编校质量不满意，请其弟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守实先生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联系。陈守实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忠实弟子，对书稿的文字格式、出版时间乃至稿费都有具体入微的要求，半年之内给古典文学社写的信就有十来封之多。古典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陈寅恪先生非常尊重，几乎答应了作者关于出版方面的所有要求。

书出版后，其编校质量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肯定。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改组成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专程去广州拜访时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先生，向陈先生约稿，得到了陈先生的信任，陈先生将其编定的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交出版社；得知陈先生正在撰写另一部著作《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后更名为《柳如是别传》），也积极约稿，并得到陈先生的同意。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两种书未能及时出版。陈寅恪先生于1969年去世。之前的1964年，其弟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先生曾赴广州晋谒陈先生，陈先生写了著名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其中有“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之语。也就在这次见面时，陈先生将保管和整理自己文稿的重任托付给了蒋天枢这位忠实的弟子。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陈先生所托得人。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蒋天枢先生即写信给他在出版社的好友吕贞白先生，建议出版陈寅恪先生的遗文稿，吕贞白征询出版社负责人李俊民，得到李俊民的支持，李俊民是古典文学出版社的创立者，之前《元白诗笺证稿》的出版和陈寅恪著作的约稿也是他决定的。上报上海出版局后，当时负责终审的出版家罗竹风同志认为陈先生的著作非常值得出版，就由上海出版局出面和中山大学联系，得到了中山大学的支持，将陈先生在中山大学的一些稿子移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是1978年1月易名独立的，独立后即重印了《元白诗笺证稿》，并启动《陈寅恪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在蒋天枢先生的全力支持下，历经三年搜集陈先生已刊和未刊的著述、手稿，于1980年开始出版《陈寅恪文集》。蒋先生在出版社确定出版《陈寅恪文集》后承担了陈先生文稿的收集与整理校勘工作，完成了老师的托付。

《陈寅恪文集》的出版体现了上海出版人敢于解放思想的魄力。从1949年到1980年，著名作家如茅盾、巴金等出过文集。学者出文集的没有过。给学者出文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或者说是上海出版人的一个创举，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当代中国出版史的一大亮点。

2020年，恰逢《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为纪念陈寅恪先生，以及为出版《陈寅恪文集》作出重要贡献的蒋天枢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辈们，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陈寅恪文集》纪念版，据原书影印，以呈现原貌，记录中国当代学术史、出版史上这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