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文章老更成

◎杨矗

王纪人先生的《失衡与重建》一书最近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为“上海文学名家文库·40后卷”中的一本而呈现给读者的，汇集了作者2011年以来所写的57篇文章，算是他此一阶段以笔为犁、勤耕不辍的一个小结。虽仅为一个阶段的文字，但就如百花成蜜、陈酿久藏、百炼之后的“绕指柔”，其中凝结着作者久久为功的深厚功力，即凝结着一个在这九年中渐次由70岁迈入80岁的高龄学者、作家的老成入化的学养和境界，其内涵和肌质自远非一般作者所能及。所以我想，用杜甫称赞庾信的诗句来作比，自然是十分相宜的。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该书虽以《失衡与重建》名之，其覆盖面却是比较大的，主要涵括文学理论、以上海为对象的当代城市文学、作家作品评论、文学阅读、电影创作、电视文化、舞台节目、机器人写作、文化随笔等诸多方面，反映了作者广博的文化修养和跨文化打通人文知识壁垒、从不同界面把握世相、言说文理的器局和能力，的确称得上是“凌云健笔意纵横”了。它方圆文域，纵横艺坛，悠游史脉，聚焦热点，无论是比较严肃的规范写作，还是时尚流行的大众文化，均可自由面对，准确把握。

其中，既可见其学理基础的扎实、深厚，又可见其视野的新潮、敏锐，比如，对话剧《原野》的创作和舞台演出的评说就显示出了作者极其深厚、精专的学术功力，文章（《恶评和曲解，终挡不住杰作》）别具慧眼地赋予《原野》以曹禺“戏剧史”的整体结构和脉络，把它纳入曹禺“风格殊异的命运三部曲”考量之中，从《雷雨》的“俄狄浦斯”加“弗洛伊德”加“佛教因果”的命运、欲望、信仰模式，到《日出》的社会学批判转型，再到《原野》的表现主义先锋风格，其梳理、探研、评判，就既合辙入谱，又不乏卓有分量的新见新识，论其专业性、学术性，与此类大部头的高水平的论文、专著放在一起也一点都不逊色，但它又十分轻松好读，则又是这些“专门家之文”所远不能相比的。

再比如《略谈机器人的文学写作》，就无疑是雨后春笋、二月新花一样的时新之文了。文章以“深蓝”“阿尔法狗”起笔，再由美国的机器人新闻写作过渡到俄罗斯的机器人文学写作，对出于其手的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机器人写的长篇小说《真爱》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就把笔锋转到了中国的机器人诗歌写作实验上，比较详细地介绍、分析、评价了发生在中国的“世界上第一本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阳光失去了玻璃窗》。

其后又略述美国机器人写作在小说、剧本方面的情况，全文最后以机器人“不具备人类的生物学基础，虽可能拥有人类的智商，却难以获得人类的情商。而文学却是情感的、直觉的、基于个人生存经验的灵感式的写作。因此，机器人写作，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不可能有浑然天成的独创。”的结论做了一个盖棺论定性的总结，全文材料翔实，安排有致，且又富于明见卓识，可谓前沿性的燃灯指路之作，体量虽小，其意义却十分宝贵。

理论家、作家、学者、教授；作者、作品、读者等这些不同的角色，从来都是有分界有区隔的，甚至有些分界还可称是“壁垒森严”，山南难见山北。如何打通其间的壁障，则需要有通识的结构和通才的手笔，王纪人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圆通无界的“多面手”，他是学者、教授，同时也是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或者毋宁说，他有理论家的理识，批评家的锐眼，也有作家的文才和优秀学者、教授的人文情怀，是一个难得的复合型的“人文高士”。还有，他还熟通中外，兼容古今，尤其是能把“资深教授”和“时尚达人”两种人设差距比较大的形象无缝地黏合于一身。这在今天文人们科层制式严重分化、区隔的背景下，更是十分之难能可贵。比如书中关于海派城市文学的发展脉络的“有史有评”的梳理、勘论、述介，就举重若轻，把本属沉重艰涩的学术、学理问题，却出之以简通有文之文辞和灵活洒脱之笔致，娓娓道来，章法不乱，词精义准，且又情富而趣多。读来是既受教，又享受，用“寓教于乐”“雅俗共赏”“文野皆宜”评之，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读了这些在如今有太多的所谓研究者、写手的大量的“不通不顺且无采无趣”之文做陪衬背景的精妙之文，我不免想，一个人不管你有多高深的学术背景，多高迈绝尘的思识和情致，先有一副会写文章的好手笔才是不屈己不欺世的王道吧？而王纪人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文笔不凡的“理论家”“批评家”。别的不说，你看他能把对每一部作品的评论都写得肌理分明，曲折有致，词精意洽，而又各个都符合其实际、符合其要旨和特色，真可谓能曲尽其实，随形赋文，而又各呈异彩，真是“一笔而多文”，其文笔之精到、细腻、丰富、灵动，像善猎者手中的那无比珍贵的诱饵，总是首先能俘获读者，使他们读理论性、批评性文字也有如读小说、散文一样的愉悦和闲适感。

作为一个“作家式”的理论家，王纪人先生不光有著名的《风格论》《怪诞论》，在文学理论最重要、最迫切、也最难突破的中西会通、创新方面，也提出了极富创新价值的睿识卓见，认为：中国文论的原点是道、境界和韵，它们构成了中国文论的元结构，借此也就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精髓“逻各斯化”了，从而就可在曾为西方所独霸的“逻各斯”场域，真正实现中西文学理论间的对等的对话和融合，以此而往，一个新的中西融合境界的诞生也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这大概是他把《文艺价值判断的失衡与重建》作为首篇，也由之简缩出书名的原因吧？因为它标示着作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发现和贡献。

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不薄也不厚，却健笔凌云，纵横多意，真值得你拨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