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台前与幕后

◎蒋应红

如果将一部文学作品比作一个婴儿，作者就是十月怀胎的母亲，编辑自然就是助其一朝分娩的产科医生，而首次出版这部作品的出版社或发表这部作品的报刊便是其产房。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属的《当代》杂志这个诞生了很多部茅奖作品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产房”内，资深“产科医生”汪兆骞参与或见证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部部文学经典的诞生过程，如《芙蓉镇》《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钟鼓楼》等等，正是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经典作品共同点亮了沉寂十年的文学星空。我们徜徉在这些作品营造的艺术空间并为之赞叹时，往往忽略了其诞生过程中遭遇的痛苦、曲折、屈辱、泪水、无奈。这些不为人知的一面，恰恰为我们重温经典打开了一个阀门，因为文学作品从来都与一个作家的修养、阅历、思想，与一个时代的变迁、发展、进步，与不同时代读者的观念、认识、审美息息相关。

一部优秀的作品，或直接或间接，记录一个时代的面相，反映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同时显现一个作家对所处环境的态度和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80年代 中国的文学与文人》就不仅仅是汪兆骞作为编辑的工作日志和与文坛健将友情交往的回忆录，更是八十年代文学生态的备忘录。这些作者与作家、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现实的细枝末节，再一次激活了我们对那些耳熟能详的文学经典的固化认识，刷新了我们局限于文学本身的审美体验，让我们从整体上体会到八十年代文学发展的历程。

《我们的80年代》在写法上夹议夹叙、述论结合，在亦庄亦谐的行文中，可见这一时期的作家，虽经历了冲击，但很快就积极迈开用文学思考现实、关注人生的脚步，用文字为历史留下证词。莫应丰写完《将军吟》，将其装进木盒，用塑料袋裹好，埋在地下，他说，一旦足可给历史留下形象证词的作品完成，他何惧死亡。冯骥才通过《神鞭》《三寸金莲》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思。对于这些作家、作品的理解，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讨论孰是孰非，而应该将其放置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重新考量其出场缘由和文学姿态，无论其文学表情是什么，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就是，正是这批作家的“突围”实践促使八十年代文学大踏步向前，这是他们的可敬之处和价值所在。

从作者的身份来看，不能单纯认为汪兆骞只是《当代》的一名编辑，他也是八十年代文学的一分子，八十年代文学的繁荣，与这一代编辑卓越的职业素养和操守不无关系。书中可见他与很多作家以文相聚，因文而友，私下里把酒言欢，诗酒竞豪，但面对某一作品时，始终坚持文学原则，绝不“勾肩搭背”。这种公私分明的态度，为八十年代诸多优秀作品的脱颖而出疏浚了通道，提供了平台，也维护了编辑这个职业和一份杂志的尊严。这种唯文学品质是瞻的执着和坚守，保证了当年在《当代》发表的一大部分作品的成色，以汪兆骞为代表的那一代编辑功不可没，他们是幕后人，但凝结在这些作品中的心血和才智，与作家作品一道促成了八十年代文学繁荣的动人景象。

综上，《我们的80年代》所“爆料”的文学往事，将我阅读文学经典的视界从台前引向了幕后，这些“不寻常的故事，虽世情相去已如云泥河汉，但并不都斑驳成尘，一直都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这些荡漾在文学历史长河中的“意绪”，倒映出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和文人的精神气象，必将成为当下人文中国建设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