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福先 民心民意给了我良知与勇气

本版摄影郭新洋

◆徐佳和

从话剧处女作《于无声处》到《血，总是热的》，宗福先以他“言人之不能言，言人之不敢言”的笔锋，拨动了观众的心弦。四十余年前，宗福先是如一声惊雷般道出了人民心声的剧作家，当他以略带沙哑的声音慢悠悠地回述起当年往事，罩在西装里的文弱身躯好似逆着时光机回复到当年的热情与执着中，让他焕发出特别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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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无声”

1958年，宗福先11岁，哮喘一旦犯起来如拉风箱一般的声音令人不忍卒听，只能遵医嘱休学。妈妈为了不让年幼的孩子到街上乱皮，便用书本故事作工具“拴住他”，无论他提出要什么书，几乎都可以满足。但是，妈妈从不在一旁指导，妈妈是中学教师，她自己也要看那些世界名著，于是，《牛虻》《青年禁卫军》《约翰·克利斯朵夫》《红与黑》等等，11岁的孩子即使看不懂也跟着囫囵吞枣地看完了。成年后，宗福先发现，那些书早已翻阅过，童稚的心难以破译的情节，直至经了世事，方才能恍然大悟，有了全然不同的理解。但文字的力量，早已潜移默化地沁入了心脾，虽然他并没有想到要当一名作家。

哮喘，让这个瘦弱的孩子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如风般在街上呼啸来去。初三没毕业，宗福先再次休学了。医生建议采取异地疗法。在北方干燥的天气里待了一年半，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宗福先的病也没有痊愈，只能返沪。

正赶上“老三届”分配，1968年9月，宗福先被分进了上海热处理厂。正式报到的前一天，他站在了厂门口，望着来来往往的工人兄弟，想象着自己余生都要在此度过，心中难免迷惘。而谁也未曾想到，整整10年之后的1978年9月，话剧《于无声处》公开上演，十年的时间，在工厂这条流水线里，宗福先经过挤压，打磨，锻造，从这个管道里出来的是《于无声处》，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十年如何度过？许多条件缺一不可。“一方面，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心很大，忧国忧民，没有放弃思考，心系着国家命运。另一方面，母亲被监督劳动，她的工资交了房租，只剩10块钱，还要靠我的学徒工资维持我们的生活。”每天上班他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坐上公共汽车，厂里吃饭只能吃几分钱的素菜，很少碰荤菜，宗福先所有的衣服一直被人取笑，因为没有一件是买的，都是母亲裁点布做的。而做的衣服，因为想穿得时间久一些，尺寸宽大，怎么看都不像样。同龄的学徒们拥有的，宗福先一样都没有，“从经济上、思想上感受到的，都是压抑和屈辱。”

工作在全厂最苦最累的盐浴车间，宗福先面对800摄氏度的高温出一身汗，离开又是浑身冰凉，半年的学徒期不到，宗福先就病倒了，去华山医院看病，医生想了个不得已的办法，让他服用大量的激素保命。

整整十二年的工厂生涯，宗福先都没有放弃阅读，书在那时那刻是多么重要，他到处借书，一大批文艺复兴及西方哲学家的书籍给了他慰藉，几十年过去，它们之中尚有好大一部分至今仍留在宗福先的书橱深处，“我之后写戏，对人性的观察体会，都来自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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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无声”

1971年，宗福先终于学徒期满。哮喘病发，这一次可以请8个月长病假。阅读的积累，长期的压抑，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他写了一篇长篇小说《政策》，洋洋洒洒37万字。经介绍，他把厚厚一沓小说送到了作家茹志鹃家里，请她看看，“那时候房间里还看到一个跑来跑去的小姑娘，她就是王安忆”。

事隔不久，茹志鹃来到宗福先家，亲手交还稿件，令宗福先感动不已。茹志鹃说：“你根本不懂怎么创作，37万字的小说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你年纪那么轻就有这么好的语言，你还有自己的想法，对当时的社会表达了一种不同的看法，有这两条你就可以走上创作的道路。”

宗福先想继续写，因此愿意学。可是偌大一个上海，大学关门，社会上也没有写作培训班，恰好宗福先一位朋友在市工人文化宫任职，便告诉宗福先这里有个“业余小戏创作学习班”在招收学员。宗福先以《政策》投石问路，遂被录取入学。

宗福先常常一边喷药一边写剧本。这样勤奋拼命的学生，让老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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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无声”

话剧《于无声处》决不是什么横空出世，早就有一大叠厚厚的剧本练习塞在了宗福先的床底下，《于无声处》诞生之际，中国历史正处在转折的关键时期，1978年的夏天，宗福先完成了真正人生意义上第一部完整的剧本《于无声处》，立刻将它送到市工人文化宫话剧表演班的导演苏乐慈手里，当时一位文艺科副科长拍板，7月下旬就开始了排练。

9月22日，第一场彩排演出，台下都是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和家属，老人孩子大呼小叫，剧场简直像闹哄哄的小菜场，面对这番场景，宗福先不免沮丧，自己的处女演出怎么会是这样的呢，结果没想到演出了10分钟，剧场就安静了下来，直到结束，大家还久久不愿离开，群众演出因而有了第一次的演员上台谢幕。

苏乐慈把大幕再度拉开，演员们有的已经卸了妆，有的还没来得及洗，有的洗了一半，他们一起回到台上，迎接场下热烈的掌声。

1978年那个冬天，全国大概有2700个剧团搬演了这个戏。宗福先说，这个戏只有6个演员一堂景。

时隔多年，宗福先明白，《于无声处》不只是一出戏，而是分成了两部戏，一部是群众都说好，看罢人人激动的《于无声处》，它属于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而另一个《于无声处》则是上海人对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次表态，属于那个时代的声音。那个时代需要一个突破口，需要一个载体，需要一次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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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无声”

四十年后，社会的语境早已改变，《于无声处》却依然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2008年和2018年，话剧几番重排，在青年中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有人提出“如果我活在那个时代，我会做什么?我会出卖自己的爱人吗？出卖自己的妻子吗？还是我会像他们一样勇敢？”

宗福先坐在观众席上，耳边飘过两位大学生的对话：“如果我失踪9年，你会等我么？”“去，九个星期我就不理你了呢。”

戏里所表现出的坚贞，让现在的青年人觉得新鲜，同时也感到震撼。在浙江大学的黑白剧社，他们自愿排练演出《于无声处》，戏虽十分稚嫩，但到演出结束，有许多学生留下来，在戏里有角色的同学说：“我今天在戏里演一个我崇拜的人，我真的非常佩服他的勇气和骨气，但是我明天就要离开学校，我要走上社会了，我知道我在社会上当不了一个英雄，我可能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会投降我会妥协会干一些我坚守不了的事。”

是什么，让一部戏能够让相隔四十年的年轻人都会激动不已？宗福先说，那是一种久违了的感情和勇气，一种捍卫原则的决心，一份正义与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