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敏
明星的“天价片酬”一直饱受诟病,有关部门自2017年9月发布“限薪令”,到2020年又多次推行,但迄今这一恶性行业潜规则依旧未能禁止。
有女明星诡称“明星背后有很大的流量,其商业价值明摆着”。有女明星依然开口就要8000万,“我就是这个价”,凭的却只是抠图和瞪眼式表演。有男明星未拿到8750万就罢演,致使全剧停拍,日前竟出律师函威胁。还有些明星变相加薪,要求剧组增加挂名性质的职务,什么“总监制”“艺术主任”等,以牟取额外的报酬。
抗疫专家李兰娟院士曾大声呼吁限制天价片酬:“这次疫情结束以后,希望国家给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导向,把高薪留给德才兼备的科研和军事人员,希望适当管控娱乐圈所谓的‘明星’动则上千万的片酬。”青少年崇尚英雄,但如今在“娱乐至死”“明星至上”的语境下,科学家、专家、战斗英雄似乎失去了光彩,那些在国家困难时选择躲避和沉默的、为富不仁的明星被孩子们奉为偶像。娱乐明星及其天价片酬的存在带偏了青少年的价值观念,甚至毒害了青少年。正因为明星的天价片酬涉及到青少年的人生观问题,所以必须严加管控,有效限制,彻底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对影视行业来说,天价片酬弊端多多。其一,挤占其他制作费用,影响作品质量。日韩明星的片酬占制作预算的20%左右,工作拼命。我国明星片酬则占50%以上,一些“大腕”不敬业,滥用替身和配音。编导摄影及后期制作费用势必减少,怎能出精品力作呢?疫情让整个娱乐行业营收剧减,圈外热钱也断供,再支付给明星天文数字般报酬更难以为继。总之,明星强不了中国电影,也走不出国门。其二,娱乐资本偏好启用流量明星,并付以天价片酬,这让实力派演员非常寒心,他们的片约和戏分常常被前者抢去或挤掉。其三,拉高了影视市场的价格,如广告价格,特别是影院票价,加重了影视消费者的负担。我国的电影票价近25年来几乎涨了10倍多,虽然低于美国的8美元,但按月收入占比1.3%,远高于美国的0.3%。另外,明星们喜欢炫富,带给社会不公平感,明星与大众巨大的收入差距亦让民心不稳。
如何整治天价片酬?文广局设了上限,但考虑到影视作品的预算越来越高,加上明星还有代言收入、直播带货收入等,所规定的40%和70%仍然嫌高。另外,可以将部分片酬同票房或收视率挂钩,类似于“绩效工资”。对违反文广局规定片酬和逃税的明星、制作方和投资方均应惩处。
当下很多所谓流量明星,不是靠演技或唱功,主要是靠颜值吸粉,更迭比一般演员要快。流量作为营销手法跟票房造假一样数据不准确,容易误导投资方、经纪方和制作方。媒体也不应该胡乱吹捧明星,不迷恋炒作娱乐八卦和明星丑闻,以免带来更多虚假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