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情”又何妨

湘君

写作时，我喜欢在电脑旁放一瓶花。最好是盛放的鲜花，玫瑰百合向日葵皆可，品种不讲究，只要是伸展的，热烈的，艳丽的，铆足了劲儿开放的，好像是篮球比赛的啦啦队，拼命地喝彩使劲地加油才能激发我的灵感似的。

把图片分享到朋友圈，招来“嗤”声一片，各路人马纷纷声讨：“这世上会码字的人多了去了，谁像你这样穷讲究？”“没有花就写不出来吗？非它不可吗？”……意思是，凡是必需之外的要求，那就叫“矫情”。

我承认我矫情。然而，无伤大雅的矫情是刺激人类努力和进步的兴奋剂。纵观古今中外，哪个名人没点矫情呢？英国政治家兼小说家狄斯雷利，写作时一定要穿上晚礼服，够矫情吧？美国剧作家柯汉喜欢一边疾驰一边写作，为此不惜花重金在列车上包一间卧房。还别说，这矫情真出成果，一晚上能写出一百四十页手稿。清代书画家谢琯樵画画时不让人看，门窗关得死死的。也有极端的，北宋诗人林逋酷爱梅花与鹤，只是火候没掌握好，一不小心就“梅妻鹤子”与二位厮守了一辈子。

扯得太远了，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处处有矫情。

一位全职妈妈，每天起床后必去咖啡馆呆上两小时，攥一杯卡布基诺，一边读阿加莎的侦探小说，一边看咖啡馆里形形色色的人，暗自揣摩书里书外人物的印证。过足了瘾之后打道回府，继续柴米油盐宅家带娃的寻常日子。这矫情里边，透着女人的生活智慧。

一对“清华男”“复旦女”夫妻，男的给幼儿园大班的儿子辅导数学，从加减法珠心算漫游到天体力学，美其名曰“用量子物理理论构建自己的数学体系”；女的除了教古诗英语，还为儿子讲析新闻，意欲“解时事之蒙昧，探人性之幽微”。这份“矫情”，别开生面，但自有道理。

最难得是，有人矫情得精彩。认识一个驴友，小小女子，扛着大大的三脚架，亲手拍出艺术大片。漫天飞雪的小樽，她披一件大红斗篷，拎一盏复古马灯，犹如童话公主；在摩洛哥露天市场，她穿一条镶满珠翠的宝蓝色长裙，令身边花花绿绿的手工陶器黯然失色；撒哈拉沙漠里，她一袭宽大的白色长袍，在风沙中狂舞翻飞；夏威夷火山边，红裙束发的她蓦然回眸，似是传说中的火山女神，几米开外，星星点点的红色岩浆蠢蠢欲动，惊心动魄……就因为这张照片，我打破自己从不交网友的铁律，成了她的粉丝。

视觉盛宴背后，是看不见的繁琐。首先要研究目的地的风俗文化，挑选入情入景的服装和配饰，没有合适的，找设计师定做，或干脆自己动手设计；到了当地，为了找合适的机位，反复尝试；为了光线，从盛夏的正午守到黄昏；为了角度，一遍遍地从火山爬上爬下，被嶙峋的山石划伤也浑然不知；为了等风来，她一次次地伫立海边，凭风吹起裙角，浸入肌肤……

我曾问她，千里迢迢，本身就又累又烦，还要带那么多行李，折腾那么多时间，你不怕麻烦吗？人家淡然答：“不怕，因为喜欢。”这就是高级的矫情，把一种爱好发展到极致、可敬可佩的矫情。

有人曾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求这些“无用”的东西，都是“矫情”。然而，若是生活中没了这样的“矫情”，该是多么无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