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是我

彭瑞高

也许因为吃过苦，又当过十几年农民和乡村教师，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适合写农民。

17年前，我被派往洋山深水港挂职写作。我住在指挥部里，与工程师、设计师同桌吃饭，与专家、指挥员同下工地……说起来也算努力，可毕竟初识海洋工程，写得有些艰难。

那天去海边工地，总指挥指着一支正在浪涛中扎钢筋的队伍说：这是一支农民工队伍，你可以写写他们。

说农民工是世界上最苦最累的人，一点没错。那个冬天，滴水成冰，海风呼啸，浪花像碎玻璃一样割人。农民工在海上施工，吃喝在海边，连睡觉也在海边工棚里。这样的日子，他们已经过了20年。浦江两岸、长江沿线，凡是大型码头，都有他们流下的辛勤汗水。上海建成今天的国际大都市，农民工功不可没。

我进了农民工生活基地，就像一条鱼游进大河。领头人黄学建带我走了一圈，我一看他们的宿舍就服了：一律蓝色蚊帐，三尺草席；被子四四方方，鞋子整整齐齐，连茶杯脸盆都有安放规定。几百名农 民工，全穿蓝色工作服；早晚开灯熄灯，都有统一时间；出工收工，集体乘卡车来往。我说：这不是部队吗？

黄学建在岛上搞“学技术奔小康”活动，是我采写中最开心的一程。他奖励农民工读书学技术，承诺谁考上证书就给谁加工资；他给他们买电脑，办起岛上最早的农民工电脑班。农民工子女读书，他看得更重，专门定了4条“土政策”：农民工子女考学考得好的，公司给奖；考取重点学校的，给重奖；读上硕士博士的，给大奖；子女辍学的，重重扣奖。他在大会上说：“我们几百人在外流血流汗，不就是为了几百个家庭翻身致富吗？要是孩子辍学当文盲，我们打工还有什么意思？”他自己也拼命学习，四十多岁还去复旦大学进修，成为中国农民工队伍里最早学成的一名高级工程师。最让我感动的是，“麦莎”台风正面袭击海岛前，黄学建包了7辆大客车，把几百名农民工送到上海市区宾馆住下，一面避风，一面学习……

深水港8年，我写了近百万字。其中，写农民工和当地岛民的，最是得心应手。我找到他们，也找到了自己；写他们，就是写我自己。

我后来离开深水港，但我的笔再也没有离开底层。前些年郊区流传一个故事，说有位山区来的女教师，带着一批农民工孩子组成合唱团，登上了少年合唱艺术顶峰。当时我就想：这个传奇值得一写，也适合我写。我一直希望看到生活在艰难中的孩子，能在梦想实现时发出天堂般的笑声。采写《巫青和她的少年合唱团》时，我果然听到了这样的笑声。

这笑声想必也感染了其他人。歌唱家周小燕的后人看到文章后，委托新华社资深记者赵兰英联系我们，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一贯用来奖励艺术精英的“祥燕基金”，决定长期支持这支少年合唱团。

时代关注着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也关注着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我写的那些文字，传达了他们的追求，因而与大众脉搏正好合拍。趁此机会我要说一下上海一个奖项——上海新闻奖：2014年我发表报告文学《小官孙国权》，记录了一位受尽委屈、甘为底层老百姓服务的居委主任，被评委们授予一等奖；这篇《巫青和她的少年合唱团》，评委们又授予一等奖。我知道，这并不表明作品有多好，而是在明确宣示一种导向。

走进高档住宅区，耳边飘过高雅琴声，我不大会停下脚步；经过郊区蔬菜大棚和破旧的出租屋，突然听到一阵训练有素的童声合唱，那真的会令人热血沸腾。

我倾听的正是这样的歌声。我为这样的歌声而写。我为他们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