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束光芒——拯救黑暗中的生命

王以光（右）、杨厚伉俪

◆何建明

有一种光芒，是在黑暗中显得格外耀眼。或许只有那些从黑暗中回到光明之后的生命，才会感受到这份光芒是多么珍贵和温暖。

“硬核”之地探奇药

在中国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有两位84岁的同龄老人，“一南一北”、“一明一暗”地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南”者即钟南山也，全国人民皆熟悉；“北”者，知晓的人不多——她是我国第一代生物工程学专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生物抗菌素药的发明人王以光教授。说王以光像是在一条“暗道”里作战的功臣，是因为她发明的“可利霉素”是直接用于给新冠患者临床治疗的药物。

不曾想到，这一专利新药制药厂，竟然就在上海松江。为了一探究竟，我特意来到这个“硬核”之地——上海同联制药厂，“可利霉素”的生产基地。

这是一片百亩左右大的绿荫之地，绿荫簇拥中的是连排的白色欧式厂房，很是气派。在制药厂副总工程师的带领下，我穿上特制的防污消毒服，越过三道隔离“机关”，才有幸进入迷宫一般的制药车间，领略了现代化生物制药的神经中枢：那里面是无数间编着号的实验室和检测间，隔着玻璃看到那些小房间内的一台台精密仪器与检测设备，足见生物工程的复杂性、特殊性和神秘性……

“生物工程，乃生命之物质工程，一丝一毫的工序与检测都不能马虎。”同联药厂董事长姜恩鸿是位将“可利霉素”转化为生产力和实用药品的药界大咖，他这样给我解释，同时比喻“可利霉素”是“贵族小姐”，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珍贵药品。

“可利霉素是王以光教授用了60年的‘抗生素人生’才研制出来的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抗生素药，在呼吸道传染病治疗上有特效作用，所以多次被科技部推荐为治疗新冠的有效药。从20年前王以光教授研制成功到去年正式被国家批准在临床使用，我和我的团队整整用了20年……”姜恩鸿说。

“科学爱人”情如钻

“人类与疾病的斗争，永远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研发一个能够治疗新发病的药物，更需要付出艰辛的探索与努力。”这是王以光教授在我回北京采访她时所说的话。

“您的名字很特殊，是一束怎样的‘光’呢？”对我的提问，年届八十四的女教授“哈哈哈”笑了起来。“啥‘光’呢？老伴，你来给解释解释！”

坐在一旁的老伴杨厚老师憨厚一笑，说：“你这一辈子跟抗生素打交道……简言之：拯治他人之危病的抗生素人生之光呗！”

“行，蛮好的，就称‘抗生素人生之光’吧！”王以光教授又一阵爽朗的笑声。

少见一对耄耋老人如此默契和浪漫。在我的采访前一天，是王教授和杨厚老伴的60年“钻石婚”的日子。“太值得纪念的日子了！”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忍不住欢呼起来。我知道他们同是1956年被国家派往当时的苏联留学生。60年前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市）一所大学里，他们手拉着手，在隆重而简陋的婚礼上引吭高歌中成婚。

“还记得当年婚礼上唱的什么歌吗？”

杨厚点点头：“唱的是苏联歌曲《小路》……”

“是《小路》。”王以光幸福地回应。

“能再用俄语唱给我们听听吗？”我和身边坐着的人发出了共同的心愿。

“就唱吧——”老两口对视了一下，于是一曲悠扬而富有战斗激情的歌曲盘旋在我们的耳边：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

“太棒了！”“祝贺！祝贺！”在一片欢呼声中，一束鲜花放在王以光教授和杨厚这对“科学爱人”的胸前。那一刻，老两口的脸上满是幸福的光芒。

抱着儿子守锅炉

60年的爱情与婚姻。60余年的“抗生素人生”。

“1956年我去苏联学习的时候，并不知道‘抗生素’是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这是人类治疗疾病的新兴生物工程科学技术。我就想为国家填补这一空白，为我们的广大患者解除疾病痛苦做一点贡献……”王以光回忆青春往事时，这样说。此刻，我看到老教授的眼里，有份晶莹在闪光。

“年轻的时候，家里有病人，所以就想长大后当名医生。”王以光教授说，“在大学念书时，每当考试前，趁着同学们晚自习休息时，我就独自一个人跑到尸体解剖室去观察人体结构，一呆就是几个小时……”

无法想象的一幕。但这就是女科学家走出的第一步。

“王以光，组织决定：现在给你半年时间学俄语，然后到苏联的列宁格勒制药学院学习抗生素医学制药专业。抓紧准备吧！”一日，大学里的老师对她说。“从此，我由想当‘医生’，变成了从事‘医学’的人。”

长达5年的留学生活结束后，王以光带着37门学科全优成绩和她的爱情与婚姻，回到祖国的首都，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成为我国抗生素奠基人张为申教授的得力助手，也是当时这一领域中唯一女科学工作者。

“抗生素”，是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在比较低的浓度下对其他生物有作用，而菌种是抗生素的根本。在王以光他们那代人之前，中国没有一种属于自己的抗生素药，长期依赖进口，且不是一般患者所能承担得起的价格。“尽早摆脱依赖国外抗生素”，是周恩来总理交付他们的使命。作为研发中国抗生素药的骨干和菌种发酵工艺专家，王以光担当起了承担这一使命的主力队员。

抗生素科学的关键，除了发生菌种外，还在于如何让菌种发酵按照人的意志所控制的方向进展，因此工艺环节特别重要。这也正是王以光在中国抗生素医学研究领域无人替代的重要原因。她在5年留学中，创造性地掌握了全套抗菌生物发酵工艺。每次新药进入研发阶段，“小王”就得亲自到现场。已有身孕的王以光，没有耽搁一次。那时杨厚在远隔“万水千山”的西北工作，王以光只能边工作边照顾自己。后来有了儿子，她依然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坐长途、值夜班。“守锅炉，看发酵全过程，这是我的活，必须分秒不差地在现场盯着。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我与儿子一起在锅炉旁铺一条被子，在地上又是睡觉、又看管锅炉……”王以光说。

一回，到离京城很远的南方去进行新药研发实验。“你孩子还在哺乳……”所里领导放心不下。“我行。”王以光抱起孩子，背起行囊，就往火车站赶。坐了八九个小时火车，出车站后直奔制药厂。可就是这时，怀里的幼儿“哇哇”大哭起来……王以光急得边走边掉眼泪。她站在药厂门口犹豫了几分钟，最后心一横，抱着孩子就往附近一条小弄堂里走去，寻找到一户家中有人的人家时，便将孩子放下，连鞠三个躬后，飞步往药厂奔跑……夜幕下，王以光又赶到那户人家，抱着孩子回到实验现场……

这一年，王以光与她的同事成功研发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药物——治疗皮肤真菌感染的灰黄霉素，该药后来成为常用抗菌药，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之后几年里，王以光的团队连续研发成功了“麦迪霉素”、“雷帕霉素”等数个仿制抗生素新药。

研发“长征”三十年

然而，没有知识产权的抗生素品种，无法让中国抗生素新药能够理直气壮地使用在临床和实际推广之中。“必须研发自己的创新产品，走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中国抗生素之路！”当王以光成为领军人物之时，这份心愿越来越强烈地占据了她的脑海。

时光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叶，出国留学潮开始了。已年过40岁的王以光毅然决定到美国专攻生物工程学。她来到了威斯康星大学，在又一个5年光阴的留学生涯里，王以光深深地被世界生物工程革命的耀眼曙光所吸引着。“我前面的道路就是中国自己的生物工程之路。我要回国去，不想再跟着别人后面模仿了！”毕业时，当美国的著名机构高薪聘请她去当研究专家时，王以光谢拒了。

回到祖国，恰逢“863”计划实施，王以光作为项目组长，申请了抗生素基因工程项目，可利霉素的基础研究由此开始。这是一次艰辛的“长征”。从1988年立项，到2000年临床前产品研发完成，再到2001年获得监管部门的临床试验批文；再到2009年完成临床三试验，2014年通过新药技术审评，2019年6月正式拿到批文，前后历时30年……

“搞药就是这样，或许一辈子出不了一个成果，但必须有人孜孜不倦地去奋斗与攀登。成功了造福全人类，即使不成功，也在为后人的成功铺路筑桥。”王以光说。

她的可利霉素，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传统抗生素研发手段，首个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研制而成的抗生素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成功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制出在临床上有实用价值的安全可靠的抗生素先例。可利霉素是唯一一个。”王以光自豪地告诉我。

“神农”试药意无悔

是巧合，还是机遇？作为我国第一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新药“可利霉素”，于2019年6月正式被批准临床使用不久之后，一场席卷全国、今日仍在全球肆虐的病毒大暴发……

“王教授，你的可利霉素不是在治疗呼吸导传染病方面有特效吗？我们想试试……”

“我们需要可利霉素……”

一时间，武汉、上海、广州、北京等地都在紧急呼叫“王以光”和“可利霉素”……于是我们才在治疗和拯救那些新冠病毒感染者生命的医院，知道了一位科学家的名字和一品国家推荐的生物新药。王以光和她的“可利霉素”，如同一束黑暗中的光芒，努力让那些生命摆脱疫魔的纠缠，尽可能重回亲人身边。

“当初我们给王以光教授的新药起名为‘可利霉素’，就是希望它成为全中国和全人类都可以充分利用的一味有效的新药。这不，真就用上了！”在松江同联制药厂的产品陈列室，姜恩鸿不无自豪地介绍着“可利霉素”系列药品如何在上海开发与未来的前景。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闪出20年前的那一幕：

已年过六旬的王以光教授在成功研发出可利霉素之后，进行大剂量临床试验时需要有人一次性进800毫克的剂量，才能达到试验标准。吞下这么多药，太危险！主持临床试验的医生为难了：“这事没人敢干！”王以光急了：“找不到人试验，那我自己来吧！”说着，抓过八片药就往嘴里塞，“咕嘟”一下吞进了肚子。

“当时大约是午前11点左右，还没有吃午饭，所以药下肚后感觉有点犯恶心，其他症状则没有。后来临床医生就是根据我的这个生理反应得出此药应在餐后服用比较好的结论和相关数据。”那天，王以光教授这样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这段经过。

但我从她老伴杨厚老师那里获悉：那天，她因为药物反应太大，被人送进了医院的急救室……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