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磊
离开复旦,弹指三十年整,辗转半生,流离东西,未曾写过一字的复旦当年。青春喧哗而且匆忙,电闪雷鸣呼啸而过,宛如一席盛宴,囫囵吞枣之余,留下的,是不容回首的狼藉。
1985年考入复旦中文系,是班上上海籍同学中的最末一名,120分的语文卷子,好像只得了80分的样子,作文是赫然的不及格,全靠数学接近满分,蹒跚步入复旦。
入校第一个礼拜,吴秦杰老师约谈,大概是怕伤了我的自尊心,老师措辞婉转地跟我讲了久久,大意是读书要努力一点,勤能补拙,跟上全班同学,不然的话,实在跟不上,劝退也是可能发生的惨淡事件。吴老师的话,没有伤到我的自尊心,倒是激起了我的青春好胜心。发奋读了一学期的书,期中考试豁然考得全班第一。一边领奖学金,一边茫茫然,原来,读复旦,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心里就生了蔑视,从此不拿上课读书当正事,九成九的心思,都放在了玩和闹上面。
遇到陈允吉先生的时候,已经是三年级的老油条了。陈先生开《佛教概论》课,是系里首屈一指的著名课程,慕名去听讲,一听之下,惊叹不已。一是课程扎实不简单,当时年轻气盛,对内容空洞的课程动不动嗤之以鼻。二是陈先生讲课极富魅力,个子瘦小的先生,讲一口无锡普通话,朗阔的教室里听起来,声如洪钟,有远弗届。先生讲课时候,常常配合幅度很大的手脚动作,无限肯定,无限霹雳,硬劲得不得了。如此有个人魅力,并有一身好学问的老师,于我复旦读书的四年之中,是极少极难遇到的。复旦中文系当然名师林立,伟人翩跹,只是我们读书的当年,似乎非常的青黄不接,老先生们九死一生,年纪亦大了,几乎没有一位给我班开过课。新一代的老师们,自己刚刚毕业不久,边读书边上讲台,捉襟见肘亦是很好理解的。像陈先生这样,既有前辈老先生们的真传风采,又有弥满精力以及时代活力的,恐怕是绝无里的仅有。
当时陈先生还是中文系的系主任,于是亦在不同场合,聆听到陈先生关于学业以外的教诲。印象极深刻的,是陈先生多次讲到中文系男生们生生不息的方城竹战,先生付以极大的幽默和宽容,人前人后,没有一句的苛责。以如此的名士精神,糅合于教养八十年代血气方刚的那一代小混蛋骄子,至今想来,感怀先生的高明与开明。这个么,才是复旦中文系的精神之脉。
1989年毕业,某日于校园内偶遇陈先生,先生叫住我,慈蔼地讲,读研究生好吗?免考直升,你考虑考虑。突然而起的话题,我十分惊讶。虽然没有用功读书,但是四年复旦八次考试,好像六次考得一等奖学金,算是高分低能一废物。从来没有想到过,陈先生会瞩目我的学习。更过分的是,当时我低头嗫嚅了一下,立刻回答先生,不想读书了。为这一句的无知无情没心没肺,我后悔了整整三十年。这样违逆先生,是根本不敢抬头看先生的,因此,真的不知先生当时是如何痛心的表情与心情。数日之后,先生找我去,跟我讲,实在不想读书,那去工作吧。去《文学报》好不好?陈先生悉心安排我,去见《文学报》社长储大泓先生和主编郦国义先生,储先生是陈先生的挚友,郦先生是复旦学长。1989年毕业之后,我去了《文学报》工作,此后辗转于上海、东京、香港三城,做了十年记者,度过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人第一个十年。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陈先生当年的引导帮助,我的这个十年,会如何曲折消磨。
毕业20年的2009年,全班同学回复旦济济一堂,那次陈先生亦来了,我竟然,还是像当年读书时候一样,不敢见先生。晚餐时候,已届前中年的同学们,忙着合影吃酒,我一个人静静坐在远处,远远看见陈先生独自坐在席上开心地笑,看了久久,踌躇深深,终于没有勇气,上去跟先生叙一叙契阔,说一句感谢。
不记得当年修陈先生的《佛教概论》,得了几分,懂得佛像的慈悲之美,总是而立之后的事情了。离开复旦三十年,惭愧并无惊天动地的成就回报先生,聊以自慰的,是半生以来,始终以读书人应有的独立思考自珍,以一日不敢放下的读书写字自励。
师恩深重,一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