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中寻机的中共地下印刷所

上海文明印刷所印制的《红旗》

当时国华印刷所的工作房（车间）内部环境

国华印刷所当年印刷的一系列五卅运动宣传品

上海文明印刷所印制《布尔塞维克》

西斯文里旧时弄堂

西斯文里旧照

◆三盅

1925年深秋的一天，沈选庭如往常一般行走在送校样的途中，不料迎面撞见巡捕临检。此时的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转身就跑，钻进左侧这条弄堂，要么伺机把藏于长袍之下的稿件扔进弄堂，越远越好。可假如要跑，一不知弄堂深浅，通往何处，是否死路，二是十步开外的那两名洋巡捕身背长枪，若尾追进来，仍难以逃脱。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将稿件取出，趁洋巡捕视线旁移之际用力扔进了弄堂深处……

沈选庭正在执行的是什么任务？他面临了怎样的危险？故事还得从当年中共在上海先后开办的国华印刷所和文明印刷所说起。

两块牌子

“五卅惨案”后，革命刊物和进步言论广受市民青睐。为了广泛深入地传播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急需建立自己的印刷机构。但在上海建立地下印刷厂，面临着极其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在文明印刷所诞生之前，国华印刷所承担了中共在上海的大部分印刷任务。

最初，国华印刷所设在香山路香兴里一处居民住宅内（今宝昌路临山路口附近）。1924年11月，中共中央指派毛泽民（毛泽东的大弟）出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负责领导上海印刷机构的筹建工作。毛泽民到任后，立即着手办理国华印刷所的工商注册。为防不测，大家未雨绸缪，另挂“崇文堂印务局”的招牌对外营业。国华印刷所作为崇文堂印务局的印刷机构，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崇文堂印务局由上海书店毛泽民、徐白民、徐梅坤三人领导，委派倪忧天和陈豪千为正副负责人。

时至1925年6月初，“国华印刷所”和“崇文堂印务局”同时挂牌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印刷机构。印刷所的工作房设在居室内，崇文堂印务局在国华印刷所内放置一张办公桌，用来处理日常业务，并单独建立账册，对外收取账款、开具发票全由崇文堂办理。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但地下印刷工作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一般而言，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厂里，机器的声音很响，非常容易引起外界的怀疑。一旦引得反动军警前来搜查，也很难迅速转移或隐藏笨重的机器和大量印刷品。正因如此，秘密印刷厂很难在一个地方存留较长时间。

险象环生

1925年深秋的一天，陈豪千心急火燎地赶往倪忧天的临时办公点，进门便道：“忧天，前阵子沈选庭同志在送校样的途中被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搜了身，差点被捕，幸好英国人看不懂稿子，真是好险，往后咱们更得小心，得设法保证安全。”陈豪千单手扶在倪忧天的案头，满面愁云。

“是啊，这次国华所损失不小，第一次遭遇这种事时，选庭同志情急之中扔掉了部分稿件，可回来路上，又把余下的也弄丢了。”倪忧天点上一支卷烟，给陈豪千也递去一支，接着道：“我看这么着吧，按照杨杰同志的指示，当务之急国华所要尽快搬离香山路，最好离北站远一点。”他还准备向杨杰同志建议，把印所一分为二，一个负责排、印、制型和制本的综合业务，另一个承担专业浇版和印刷，这样，即使一处暴露停转，另一处仍可继续生产。

陈豪千了然，话里所指的杨杰是毛泽民同志的化名，可问题接踵而至：现在一处都险象环生，再增加一处谈何容易，选址怎么考虑？还有人员？倪忧天立起身，踱至陈豪千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杨杰同志已采纳了我的建议，并且有了初步设想，鉴于这项工作很特殊，只有素质和忠诚度都很高的人才能胜任，所以已派人回韶山老家去物色了，先期挑选的都是印刷工人，韶山支部那头也已经把毛特夫、毛远耀等几人推荐了过来，过不了多久就会来沪。”至于选址，他们商定，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新厂反其道而行之，设在热闹地带，就在租界，在敌人眼皮底下做道场。

这时的倪忧天已经估计到国华印刷所接下来极有可能会面临被查抄的危险。在这次谈话之后，他立即下令暂停了一切印刷工作，为防万一，还下令紧急销毁印刷模板和印张。停工延续至10月，拆卸全部设备的工作由毛齐华主持，国华印刷所终于搬离香山路，转移至别处。

从1925年6月创办到同年10月停办，国华印刷所和崇文堂印务局的历史仅有短短5个月的时间，但他们先后承印了五卅运动宣传品、上海总工会的小册子、马列主义书籍、各式传单、公告和党内刊物。还先后印发了《向导》《向导丛书》《中国青年》《平民课本》《新社会观》《青年平民读本》等一大批警示录与革命启蒙刊物。

另起炉灶

正如倪忧天和陈豪千他们商定的，上海的地下印刷工作并未因国华印刷所停办而停滞。1926年初，在公共租界的热闹地段，新闸路638弄23号（今新闸路大田路口），挂出了一块不甚醒目的牌子：文明印务局，亦即文明印刷所实体之所在。这便是经倪忧天建议，由杨杰同志报经中共中央出版委员会批准而成立的，负责排、印、制型和制本等综合业务的综合印刷厂。

当时的新闸路638弄23号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位于西斯文里。这里，周围交通四通八达，还有福新面粉厂等不少中小型工商户以及众多寺庙、教堂、同乡会馆和公所。这样的环境比较利于地下印刷所隐蔽。与此同时，在新闸路的另一头，还有着另一家中共中央重要地下印刷机构中兴印刷所。因此，一条新闸路上，出现了两家中共中央重要的地下印刷机构——文明印刷所和中兴印刷所，一西一东，为安全起见，他们互不往来。

文明印刷所的设备主要是由原青云桥印刷所搬迁而来，负责排印党的内部文件和公开查禁的书籍。审核流程上，所有印件皆由毛齐华专程护送到杨杰同志手上。自此，文明和中兴两个印刷所的总负责人都是倪忧天，由毛齐华担任具体经办与联系人，并兼任两厂党支部书记。

不出两个月，两家印刷厂就已经扩至20多名印刷工人，骨干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徒则多为中共领导人的子弟，政治素质高，组织纪律强。

但受限于现实，环境和劳动条件都比较差，厂房面积原本就小，而机器却都是大块头，操作工人脚下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只能在机器底下钻来爬去，老实说，安全隐患的确不小。但为了吹响革命的号角，把党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出去，大家的责任心和工作热情都空前高涨，从来无人抱怨。

尽管条件艰苦，但没有人将此仅当作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更多的是将其视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崇高事业。

生存之道

随着上海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军阀政府和租界巡捕房对印刷所的管制格外严酷。今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文明印刷厂又凭什么能在上海白区长期存活下来呢？非常时期非常道，文明印刷所自有一套独特的生存本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纪律严明。当时，印厂的所有人员都被要求断绝一切社会往来，甚至要切断与家人的通讯，同时，不能随意上街，不能参加集会、结社、游行等活动。外出执行任务必须随身携带钝器、酒瓶一类的近防武器。只因大家都坚信，自身的安全也是组织的安全。

工人们自觉遵守各项规定，没有加班任务时，都会主动聚在一起学习。中央出版委员会的负责人郑超麟、王若飞、杨杰（毛泽民）、彭礼和等人都出席过文明印刷厂党支部的民主生活会。

有一天，王若飞同志来印所视察工作，见工友小李从门外低头进来，眉角挂着彩，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小李支支吾吾讲不出个所以然来，王若飞感觉事有蹊跷，便找来倪忧天询问此事。倪忧天起先一怔，但一听是小李，最初紧张的神色稍稍舒展了些，回道：“你是说小李啊，那我心里的大石头就算落下一半了，这个人觉悟高，手脚麻利，行事谨慎，更重要的是懂得随机应变，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准又是他媳妇干的，我这就去跟他核实一下。”言毕匆匆出门赶往车间。

一刻钟后，倪忧天面带轻松笑意回来跟王若飞汇报。原来，近来毛齐华去外地公干，给杨杰同志送印件的事就交代给了小李。基于效率，小李通常会走一条最短且巡捕不常巡逻的路线，而那条路恰恰经过他自家门口。不止一次，小李不巧被媳妇撞见，那是个心直口快又彪悍的女人，怀疑自家男人在外面有见不得人的事，无论手上握着什么，举起便打，小李只能躲着她，可也难免吃点皮肉苦头。“就是这么一回事，毛齐华临走前之所以把这么重要的事交托给小李去办，足见对这个人是很信任的，事实上小李也的确是个值得信任的好同志。”

就在这狭窄逼仄的西斯文里，文明印刷所曾先后印发了著名的《布尔塞维克》和《红旗》等刊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印刷机构屡遭破坏，厂址也数次迁移，但在印刷工人们的努力坚持与顽强奋战下，党的地下印刷工作一直坚持到1935年2月，因白区斗争环境进一步恶化，地下印刷厂向外地转移，完成了它在上海的光荣使命。

后记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国华印刷所和文明印刷所早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正如它们的名字那样，“国华”——所印皆为救世之真理，国文之精华；“文明”——承担华夏新文明的书写与传播的重任，将文明之光普照神州大地。抚今追昔，哪怕它们的存在再短暂，也具有极大的开创性与标志性意义。

相关链接

●上海国华印刷所旧址1925年6月至10月，上海国华印刷所（崇文堂印务局）设立于原香山路香兴里一处居民住宅，今地处宝昌路临山路丁字路口。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印刷机构。

但上海国华印刷所原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本侵略者炸毁。

●上海文明印刷所旧址 上海文明印刷所的旧址位于原新闸路638弄23号，今地处新闸路大田路西北角。1926年至1927年间，这里曾有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上海文明印刷所原建筑因市政建设需要现已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