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农民书”，你听过吗？

◆胡晓军

日前在松江看到两段松江农民书——这是一台文艺演出中的“非遗”表演，分别为《白蛇传》和《枪挑小梁王》的片段。演员是年轻人，其一招一式、一腔一调明显是受过老艺人传授和调教的。笔者生于上海，长于上海，50多年来听过沪剧，听过独角戏，听过浦东说书，却还是第一次认识松江农民书，第一次知道上海还有这种曲艺品类。

原来，松江农民书失传了多年。众人皆知早期的沪剧有“东乡调”“西乡调”之分，却不知上海说唱也有“东乡”“西乡”之别，前者是浦东说书，后者便是松江农民书。清末民初，松江、青浦、金山、奉贤地区的“西乡调”十分流行，在庙会、茶馆、街头、家居、书场，到处可见演出的艺人和大量的观众。艺人只用单钹作为配器兼道具，用松江方言说唱，形式简约，书目丰富，一度名角众多，满足了当地人群祭祀、喜庆、娱乐等各项活动的需要。1949年之后，松江农民书依然保持活跃态势，除演出传统书目外，更是秉承“二为”方向，创演了大量反映新社会生活的书目，深受上海西南地区广大农民的欢迎，并正式定名为“松江农民书”。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民数量锐减，松江农民书的艺人、书目和观众锐减，社会影响急速降低。

虽然如此，松江农民书作为上海的地域性“非遗”，是当之无愧的。十几年来，人们对于地域性“非遗”的保护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这是因为人们逐渐地认清了地域文化及其历史演变，与整体文化发展变化过程之间的内在而密切的关系。简而言之，即有“小”才能见“大”，有“低”才能见“高”，有“局部”才能见“整体”——这就是为何要保护地域性“非遗”的要点和急所。学者葛剑雄在《保护地域文化，不应完全顺其自然》一文中说，中华历史太悠久、文化太广博，人们在通常情况下很难作整体化的研究，而是需要以一个阶段、一个地域作为切入口。笔者深表赞同，认为上海的整体文化研究同样存在这一课题。上海的历史虽不那么悠久，文化也不那么精深，一般学者也很难对上海作完整的历史文化研究，同样需要借助某些切实的着力点开始做起。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上海经历的一些历史阶段过快过猛，许多本地“非遗”因不同的或综合的原因，湮没或变异得太多太快，目前可资继续保存和研究的对象实不为多。

松江农民书所具备的历史人文研究价值便在当代彰显出来了。应该看到，具有如此价值的“非遗”品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进入新世纪以来，松江农民书的历史和声像资料得到了较好的收集与保存，松江农民书的演艺和受众也得到了较大的整理和培养，更有学者对此开展研究，并提出政府支持、名角号召、粉丝响应三者结合的未来愿景。如今，地域“非遗”保护的理念可谓人所共知，但在如何保护地域性“非遗”上，人们常在“博物馆文化”与“活态传承”两个方位发生纠结。笔者认为对于所有地域性“非遗”，都应尝试两者的有机结合，即以松江农民书而言，一方面要对老的书目及演出进行“博物馆式”的保存，以保护其方言、音乐及演出状态；一方面要对新的书目及演出形式进行创新。

笔者认为，松江农民书要在“门”的内外做到顾盼自如、进退有据，面临工作主要有三——一是更注重自身展示、宣传和历史人文内涵的挖掘，为当代松江农民书的继承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二是积极建社，定期开展创作和演出活动，为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原创和在原有技艺基础上的提升品位，提供组织保障。三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融入松江当代文化建设之中，特别是与松江的旅游文化、教育文化、移民文化形成融汇或互动，将其继承与创新的成果作为一张松江文化的名片。通过以上努力，希望不断发现和凝聚真心热爱松江农民书创作、研究和欣赏的人群，最终实现松江农民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上海多元文化并存的理想状态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