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画中的人物，镜头背后的诗人

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

山水——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

从脚至顶，我有我的方式

树——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

身体——太阳为全世界升起！我只为了你

灯——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

春

翟永明近影

◆徐佳和

“时间剧场：翟永明文学与摄影展”正在明珠美术馆举行。

如果，对于诗人翟永明的记忆停留在画家何多苓的肖像作品里，那其实已经错失了好几个时代，在一幅幅过去的画像中，她的眼睛里有着抹不去的宿命、尖锐和漂泊，如今，同样的眼睛，更多充盈着从容和善意，但不变的是，在人群中，你依然能够第一眼捕捉到她的身影。

上世纪80年代，翟永明就凭借《女人》《静安庄》等作品扬名诗坛，决绝的口气，激烈的抗争，秘密和痛苦，诉说着身为女人的感悟；1998年，她又在成都开了一间自己的酒吧“白夜”，此后二十年间的一夜又一夜，民谣、诗歌、绘画……在“白夜”反复碰撞，惊心动魄，人们释放着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六十平方米的“白夜”几乎使全国文艺青年心向往之；文学之外，人们对翟永明的摄影知之甚少，但这些“非专业”的探索却由来已久，“我的摄影，与我的写作有关，但并非我诗歌的图解；它们互为参照。我的拍摄对象，大多与我关心的话题有关。”

我们都是弗里达

写作也好，摄影也好，翟永明始终不变的是她独特的女性视角，从未放弃对女性的探讨与反思。在明珠美术馆正在进行的“时间剧场：翟永明文学与摄影展”中，有一组新作《我们都是弗里达》，是翟永明和诗人朋友们根据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的自画像特点，通过当代艺术中的“角色扮演”手法完成的致敬之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翟永明在美国纽约SOHO的一家书店弗一见到弗里达的画册，就被支离破碎的自画像深深打动。彼时，她并不知道这位墨西哥女艺术家的来龙去脉，但“我跟她就像认识一样，她想表达的东西也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尤其跟我的组诗《女人》有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我完全能体会她的作品想表达的情感。”那一刻，即使在审美上，她们也是如此相似，同样喜欢盛装的民族风格，在深色或黑色的底料上绣出灿烂艳丽的大花朵，美得轰轰烈烈。弗里达·卡罗的身世充满了血与肉的搏斗，灵与情的纠缠，既悲怆又浪漫。弗里达靠着一个残破的身体，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艺术家，在艺术史上占据一个极其惹眼的地位。之后，翟永明多次撰写诗文介绍弗里达。

创作《我们都是弗里达》，便是翟永明用摄影的方式，延续对这位画家的欣赏之情。去年冬天第一次拍摄，翟永明找来女诗人汤巧巧做模特儿，在自家阳台上用手机完成。身兼摄影师、化妆师、服装师、道具师，“累惨了。”翟永明为模特儿画上弗里达标志性的浓眉，如两座起伏不断的山峰，曾经钟爱过的斑斓的民族服饰，终于又一次从箱底见到了今天的阳光。

为了尽兴，又有了第二次拍摄，翟永明选择了一处朋友的工作室——一个废弃的庭院，冬天特别冷，雾气弥漫，阳台上却开了鲜花。她又找来了女诗人进行“弗里达角色扮演”，这次也有了自拍。“为什么取名《我们都是弗里达》？我想表达的是，女性身上都有一种弗里达的特质，自强、坚强，弗里达说过：‘我不画梦，我画我自己的现实。’”

我不是阿布拉莫维奇

“白夜”时代，翟永明的生活从晚上开始，差不多有十年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从家里面到白夜，然后再从白夜回到家里面，其实是有点单调的。然而，白夜有点像一个文化沙龙，在那里，她遇见很多朋友，遇到很有意思的事，不光酒杯和酒杯能碰撞，思想和思想也能碰撞。白夜又像一个坐标，在那里，她的世界大得无边无际。可如今，那个“别人一举酒杯，我早一饮而尽”的翟永明一去不复返，变成了“别人一举酒杯，我便落荒而逃。”“生活方式没那么不健康了，兴趣也转移了。”在摄影上，她自认是“业余创作”，这让她心态轻松，“没什么标准，即使有也不是说要达到专业，所以可以完全放飞。”

翟永明在亲密的朋友中举起相机拍摄，随意而散漫，抛弃技术层面的东西，被拍摄者也觉得放松，很愿意进入翟永明的“摄程”里，她用自己的眼光发现，自信能够拍出朋友们最松弛的一面，欧阳江河、芒克、西川、韩东、何多苓、毛焰、喻红……诗人们和艺术家们在翟永明的镜头里自然而生动，“最好让他们觉得相机和我不存在，真实的那面才会出来。”通过镜头一直看向朋友们的隐秘内心，翟永明相信这是自己与他们交流的另一种方式。

翟永明也用镜头抓住偶然的相遇，比如，“行为艺术之母”玛丽亚·阿布拉莫维奇出现在她的作品里，挥舞着双手，引发一个自然而然的弧度，动态带来了图像上的虚无，却让直面影像的观者同时感受到了那一瞬间空气震动般的真实。翟永明欣赏喜爱这位女性当代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确实有很多经典作品考验人性，揭露人性，她是能够体会到作品能够把艺术推到极致的人，但我不是，我做不到。”

我是诗人

“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1983年，翟永明写出了《女人》组诗，总共二十首抒情诗，以《独白》开始，独特奇诡的语言与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了文坛，诗中有很多句子流传甚广。

但在学生时期，她其实是一个“理科女”，1977年，翟永明进入西南技术物理所工作，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她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跟文艺毫不相关——她不喜欢；1980年毕业分配到物理研究所，对这份工作——她不喜欢。她是单位里第一个穿牛仔裤的人，被人看成不本分；她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拿了稿费，被人视为不务正业、在外面挣钱。1986年底，她终于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虽然那时候周围的人都觉得她疯了，但是，“诗人”这个身份，在那个时代，光芒璀璨如摇滚明星。

“诗歌它在世俗层面是没有用的，是个无用之物。但是它在精神层面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慰藉。它可能成为你精神上的一个抚慰。”翟永明说。“我觉得在我人生最难过的时候，我会通过写诗，把这些不良的、负面的情绪清洗掉，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罐子式的可以把那些东西给倒出来，清洗干净。那么，我的心里面可能会平静一点，最主要的是可能通过写作，我可以重新获得一种平静。”

那么多年过去，翟永明写诗依然不依赖电脑，而习惯于手写，写毕之后，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击键盘进行录入。所幸的是，她对于笔和纸这样的器物没什么执念，灵感来了，一把抓住随便什么笔都可以，任何一个场合都能写，餐巾纸上也可以，甚至曾经在飞机上直接把垃圾袋撕开，在背面写下诗句。

许多20世纪80年代中期活跃的诗人在90年代后，投入到经济大潮中者有之；仍然在四处漂泊，为生存奔忙者有之；也有经商之后又重新回到书桌旁潜心写作的。他们中的有些人无法在这个时代获得现实感，只能在写作中攫取能量；另一些人也许在现实中获取能量，但无论如何也需要将它转化为对诗歌的欲望。诗人必须为自己找到一种活法，才能有利于写作。近几年来，翟永明大量的时间住在北京，在望京的家中坐拥书城，推开窗望去，满目整齐林立的高楼大厦，毫无特殊的风景可言，诗人只能在自己的心中营造诗意，而生活，维持着一贯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