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角膜上“精制一枚镜片”

周行涛（中）在为病人做全飞秒近视手术 首席记者 左妍 摄

春节期间，演员胡兵“直播”做眼部手术的视频上了热搜。他做过近视激光手术，这次做了三焦晶体植入。今年，许多异乡人“原地过年”，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了解到，预约院长周行涛团队做全飞秒近视手术的患者排起了长队。

“平时忙不过来，今年团队留沪的年轻医生也来做志愿者，所以过年期间安排了部分手术，让有迫切需求的患者尽快达成心愿。”大年初一，周行涛就完成了13例全飞秒手术。

时间很短 考验医生技术

周行涛是中国全飞秒手术第一人，他的团队已完成10万多台全飞秒手术，是全球全飞秒手术量最多的。

采访当天，记者走进焕然一新的宝庆路院区手术室，周行涛已端坐在飞秒激光仪前。一名年轻的女患者躺下，护士为她滴麻醉眼药水。患者说：“周医生，我有点害怕。”周行涛轻声安慰，她点点头，紧握的双拳松开了。

患者是应届毕业生，五六百度的近视，戴口罩时眼镜上总是蒙着一层雾气。术前，护士在她脑门上画了左右各一个圈，看起来有些“滑稽”，但这是必须做的医疗核查规范，“做两个眼睛就画2个圈，做一个就画1个圈”。

“要开始了，时间很短，请不要动。”“Suction on！”机器发出指令，意为吸附开始。一个个飞秒点从中心向外扩散，时间22秒。当机器提示“Suction off”，意味着透镜和小切口已经制作好了。接下来是考验医生技术的时刻，周行涛小心翼翼地用小镊子将透镜取出。双眼做完，只需五六分钟，全程不出血，看不出伤口。患者在护士搀扶下离开，休息一会，第二天就能正常用眼。

这样的手术，周行涛做了十多年。他说，1飞秒是1秒的一千万亿分之一，全飞秒激光近视矫正术是在角膜基质层内制作微透镜，再通过极小的2毫米边切口将透镜取出，相当于在角膜上“精制一枚镜片”以矫正近视。这是目前国际先进的屈光手术类型之一，也是最受欢迎的近视手术。

舒缓对话 化解患者紧张

周行涛的手术可用近乎完美来形容，他还特别注重和患者交流。他说自己遵照一位法国医生教的“keep talking”方法，从患者上台躺下来开始，就保持“预见性”说话，让患者舒缓下来，引导他们完美配合。对特别紧张的患者，他会安排护士轻抚患者的手；扫描快结束时他会轻声读秒，让患者保持放松；过程中有一瞬间，患者会看不见，他会提醒，“有一瞬间看不见是正常的，继续保持原位，放松。”

这些年，周行涛致力于推广这项技术。“对我来说，技术上已较成熟，是矫正近视安全可靠的手术，长期稳定性也有循证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做这项手术就是简单重复，每一双眼睛都不一样，要精益求精。

手术做得多了，他又想到，从患者角膜上取下这两片小小的透镜，可不可以“变废为宝”？于是，他和团队在医院打造“透镜库”，发起成立全国透镜再利用协作组。这些角膜组织，可用于对角膜病患者的科学研究。

一位湖北来的7岁小朋友，总说眼睛痛、看不清，被当地诊断为“角膜炎”。疾病反复发作，让父母很着急，一家人寒假来到上海看病。周行涛说，这位小朋友是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这种病进展很快，严重影响视力。过去的做法是通过准分子激光治疗性角膜切削术（PTK），将角膜表面的病灶削除。这方法会让角膜越“削”越薄，终末期只得依靠角膜移植。

“无论多么糟糕的眼睛，我都会尽全力救治，希望他们能看清这个美好的世界。”在与团队成员讨论后，周行涛给出了方案：先用激光把角膜表面的病灶打掉，再移植别人做全飞秒手术取出的透镜。手术很成功，患儿父亲很激动，周行涛说，“近视患者通过全飞秒手术取出的微透镜矫正了视力，角膜病患者则通过同一枚微透镜治疗了角膜疾病，一举两得！”

近视手术 希望越做越少

从“准分子”到“全飞秒”，从“有刀”到“无刀”，中国眼科学界对于创新技术的研究不断扩展。“激光近视手术种类很多，在术前就要做好细致检查，全面分析，不能草率上台。对于复杂患者，更要学会联合运用各种技术和方法，个性化处理。”周行涛说，有些人对近视手术存在两种认识误区，一是认为激光手术简单，“没花头”；二是认为激光手术并发症多，“不提倡”，实际上都有偏颇。“如果你只把它当技术，它永远只是技术；如果你持续创新研究，它有可能发展成一门学科。”周行涛团队目前已是全球发表全飞秒SCI论文最多的团队。

当天，门诊来了一对父女。父亲说，12年前，他的双眼手术也是周行涛做的，希望再次帮帮女儿。当年，考虑到他的角膜情况，一只眼睛做了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LASIK），另一只因为有外伤史就做了准分子激光上皮下角膜磨镶术（LASEK）。“这两种手术技术也许不是最新的，但当时却是最适合患者的。”周行涛马上给他做了一个检查，发现这一双眼睛依旧状态不错，令他非常高兴。女儿检查后有圆锥角膜的潜在顾虑，做全飞秒或有风险，周行涛为她选择了眼内晶体ICL手术。

这些年，周行涛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工作，他仍记得多年前自己的老师说，“会做治疗不稀奇，厉害的是不要让他发展到近视。”他带领团队建立了儿童和青少年屈光发育档案，与闵行区联合推进近视防控的“闵行模式”，成立全国近视防控志愿者联盟等，并主编了不少科普书籍，获得过上海市科技进步科普一等奖。但他仍坦率地说，“因为种种原因，我做得还不好，这是我的心头之痛。”他有个心愿，今年有更多时间参与近视防控工作，不仅希望手术“越做越好”，更希望能“越做越少”。 首席记者 左妍